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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西南蒲州到黄河西岸属陕西的韩城一带有虞胤、韩昭宣、李企晟等闻风响应，他们“私立伪韩王，行伪永历事”
[48]。
清陕西三边总督孟乔芳向朝廷奏报：“伪六省军门虞胤、伪总督韩昭宣、伪总兵封汝宦等克陷蒲州及蒲属临晋等县，伪立永历年号，诈称二十八万。”
[49]
在很短的时间里，山西全省除了省会太原和少数城池外，差不多都被义师占领。
而山西的反清复明运动又迅速波及陕西等西北地区（见下节）。
从地理位置来看，山西紧靠畿辅，形势的风云突变对满洲贵族的统治中心威胁极大。
不过，山西距离永历朝廷控制的地区相当远，其间又被清统治区隔断，双方的联络自然比较困难。
许多南明史籍都不讲以姜瓖为代表的晋、陕等地的反清复明运动，或者只是在讲时代背景时一带而过，他们心目中的“南明史”
是地道的南方拥明势力的历史。
然而纵观全局，清初的复明运动并不能局限于南方，姜瓖等人领导的反清绝不是一般的兵变或叛乱，而是北方复明势力同清朝的一次大规模较量。
姜瓖起事后立即“易冠服”
，各地闻风响应的军民都以割辫为标志[50]，军队“以明旗号”
相号召[51]，发布文告遵用永历正朔[52]。
这些都说明姜瓖等人领导的晋、陕反清运动是以恢复明朝为宗旨的。
他们同永历朝廷也有联络，沈佳《存信编》卷二记载，“清大同总兵姜瓖以大同来归”
。
1649年（顺治六年、永历三年）八月，永历朝廷“遣太监马鸣图赍敕联络山西总兵姜瓖。
鸣图漆身吞炭而行”
，携带“以黄绢五寸方用御宝为敕书，外用黄蜡封固为药丸”
[53]。
1653年（顺治十年）清廷缉获“叛党”
吕肖渠的罪状就是“先投山西姜逆营内抢掳，带有永历伪札前往河南”
散发[54]。
这些零星材料（当时在山西各地张贴和颁发的用明永历纪年的文告和札付数量必定极为庞大，失败后**灭无存罢了）证明姜瓖等人的反清不是孤立的，更不是一般的兵变，而是以拥护南明永历朝廷为宗旨遍及全国的复明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清史稿》说，“其无所附丽而以叛闻者为姜瓖”
[55]，完全错误！
姜瓖起事以后，清廷最初企图采取招抚政策加以解决。
多尔衮当时已经自称为皇父摄政王，想以最高统治者的身份劝说姜瓖回心转意，他在十二月初十日派使者向姜瓖解释阿济格等领兵往大同是“因有事北方蒙古……与尔等全无干涉”
，故意把姜瓖起兵反清说成只是误解了清廷意图，给以下台的机会，接着宣布若能悔罪归诚，仍将“照旧恩养”
[56]。
然而，姜瓖反清的导火线固然同阿济格重兵迫境有关，根本原因在于满汉民族矛盾。
举事之前既已遭到清廷猜忌，反清之后再图归顺好比覆水难收，前途更不堪设想，因此他对多尔衮的安抚置之不理。
多尔衮见解释无效，决心武力解决。
1649年（顺治六年）正月初四日，他派敬谨郡王尼堪等统兵入山西。
二月间，多尔衮亲自带领军队往征大同。
在攻克浑源州、招降应州和山阴县后，突然接到北京传来消息，他的同母弟辅政德豫亲王多铎染上天花，危在旦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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