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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军需供应也做了妥善的安排：“安杂造局四所，不论各行匠役，尽拘入局中打造。
凡兵之弓箭、盔甲、交枪之类有损坏者送至局内，挂下营头、队伍、姓名，三日即易以新什物。
每贼兵有家口者，每冬人给一袍子；无家口者，一袍之外人给鞋袜各一双、大帽各一顶。
如是养兵，果士饱马腾。”
[79]
四、在社会治安方面，大西军初入云南时，为了防止官绅和土司的破坏，一度沿袭在成都时期的戒备措施，对昆明的居民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和行动限制：“户设一牌，书大小男妇姓氏悬之门首，以备查核。
严门禁，不许妇女出入；凡男人出入，各以腰牌为据，牌上写本身年貌住址。
城外入城者持腰牌挂于月城之左廊，事毕出仍取去，门上放出。
城内出者持腰牌挂于月城之左廊，事毕入仍取去；有牌，守卒始放入。
远来者面上打印为号，有印，门卒始放出。
若是之严，总贼畏土司之众多，恐有不测，深防若此。”
[80]至于各府、州、县，虽然委任了文职印官，但实权大抵掌握在分布各地的武将手里。
随着形势的稳定，社会生活日趋正常，孙可望等大西军领导人不失时宜地放松了对居民的军事管制。
如昆明原归都督王尚孔领导的四城督捕管辖，大约一年以后即撤销四城督捕，“百姓皆归昆明县管理”
[81]。
到己丑年（1649）元宵节，在昆明“大放花灯，四门唱戏，大酺三日，金吾不禁，百姓男妇入城观玩者如赴市然”
[82]。
自明末以来多年不见的升平景象，竟然在大西军进滇不到两年时间里就出现了，连原先心怀敌意的士绅也为之赞叹，称之为有“熙皞之风”
[83]。
为了争取地主士绅的支持，孙可望等相当注意争取他们的合作。
入滇之初，孙可望就在八月间亲自去文庙祭祀孔子，接着命吏部尚书兼管翰林院事的严似祖主持考试生员，“取士三十三名，观政选官”
[84]。
对于生活有困难的士子还给予关怀，“开仓赈济寒生，每人谷一斗焉”
[85]。
这些措施使主要出身于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感到出头有日，大大减少了抵触情绪。
到1650年大西军出兵“以复中原”
的前夕，孙可望等还选派马兆羲“考试滇南生童”
，意在吸收知识分子出任收复地区的官职。
当时，孙可望亲统大军出征，李定国留守云南，“马兆熙（羲）考试毕，率云、武二府生童赴李定国府谢。
定国赏钱三百串，面云‘诸生用心读书，不日开复地方，就有你们官了’等语。
诸生谢出。
由是文教渐复兴也”
[86]。
1651年（顺治八年、永历五年）以后，刘文秀北出四川，李定国东出两广、湖南，所占地方派设了不少官员，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从云贵人士中选拔的[87]。
五、对于云南少数民族和宗教在政策上也做了比较妥善的处理。
孙可望等人利用明封黔国公二百多年在各土司中享有的威信广行招徕，注意笼络各少数民族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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