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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理由坚决反对时，刘孔昭立即回答说：“即我不可，马瑶草（士英字）何不可？”
朱由崧与马士英早有默契，当即决定召士英入阁辅政。
史可法明知自己指斥福王的把柄落在马士英手里，现在马士英既以“定策”
首功备受朱由崧青睐，被召入阁辅政，江北不能没有重臣督师，因此，他“自请督师淮扬”
。
五月十二日朱由崧批准史可法出任督师[30]。
五月十五日，朱由崧正式即位为皇帝，改明年为弘光元年。
第二天，马士英入阁主持政务兼任兵部尚书。
史可法于十八日陛辞[31]。
二十日渡江往淮阳督师[32]。
尽管在整个弘光时期，史可法的加衔都略高于马士英，但在朱由崧监国仅半个月之后即被排挤出外，足以说明他的失势。
黄宗羲有以下一段议论：“士英之所以挟可法，与可法之所以受挟于士英者，皆为定策之异议也。
当是时，可法不妨明言：始之所以异议者，社稷为重、君为轻之义；委质已定，君臣分明，何嫌何疑而交构其间乎？城府洞开，小人亦失其所秘，奈何有讳言之心，授士英以引而不发之矢乎？”
他接着写道：“臣尝与刘宗周言之，宗周以为然。
语之可法，不能用也。”
[33]这未免是书生之见。
因为关键在于史可法在议迎立时列举了福王“七不可”
的理由，对朱由崧的人品做了全面的攻击；弘光既立，作为人臣的史可法不可能无“讳言之心”
，何况以“社稷为重”
做解释等于说朱由崧不适合肩任宗社之重担。
李清记马士英曾密疏言：“上之得位，由臣及四镇力，其余诸臣皆意戴潞藩；今日弹臣去，明日且拥立潞藩矣。
上信其言，为雨泣久之。
以后一切朝事，俱委士英。”
[34]史出马入，在许多史籍中认为是弘光朝廷夭折的一个重大关键。
诚然，史可法远较马士英清廉正直，但如果认为他留在朝廷秉政，就可以保障江左，进而恢复中原，那就未免对史可法的政治眼光和魄力估计太高了，也不了解南明酝酿立国之时史可法受东林党骨干分子的牵制业已铸下大错。
他本人不可能得到新天子的信任还在其次，真正的关键在于按伦序应继承帝位的朱由崧眼看将被东林诸公排斥，为了登上大宝不得不求助于武将，这样才造成了本来无功可录的武将一个个以定策元勋自居。
马士英的政治投机虽然保证了他个人地位的上升，但是导致弘光一朝武将跋扈局面的并不是他，而是史可法。
一度掌握着拥立大权的史可法未能抓住这个稍纵即逝决定社稷安危大计的机会，定策之功落入军阀之手，弘光既立，无论他在朝辅政，还是在外督师，都改变不了武将胁制朝廷、无意进取的局面。
史可法自食苦果，被迫让出首辅之位过江督师，只是证明他决策错误，事机已失，无可挽回。
一批倾向东林党的士大夫大喊大嚷“秦桧在内，李纲在外”
，国将不国，其实为时已晚。
后来的史学家没有弄清事情的因果关系，重复旧说，无助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在历史上，当权人物可以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在关键时刻的关键问题上一步错则步步错，史可法的悲剧正是从这里展开，弘光一朝的毫无作为以至于土崩瓦解主要原因也在这里。
有关南明的大量史籍众说纷纭，大抵都没有说到点子上，本书特三致意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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