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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建议“急行征聘，先收人望”
，“此兴朝第一急务也”
[74]。
在争取汉族缙绅势力上，清廷显然技高一筹。
大顺政权的追赃助饷，随后建立的南明弘光政权又以从逆的罪名追究南逃官绅曾经投降“闯贼”
而大兴“顺案”
，都使相当一部分官绅大失所望，另寻出路。
多尔衮进京初期比较谨慎，遇事多听从范文程、洪承畴等汉族官僚的建议。
为了取得汉族官绅地主的支持，他以为明帝复仇讨贼相标榜，进京后的第三天就下令：“官民人等为崇祯帝服丧三日，以展舆情。
著礼部、太常寺备帝礼具葬。”
[75]鉴于明朝后期党争激烈，在京的明朝官僚绝大多数又投降过大顺政权，多尔衮不失时机地广为招徕，入京之初就“大张榜示，与诸朝绅**涤前秽”
[76]。
“令在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官员，俱以原官同满官一体办事”
[77]。
不久又进一步明确宣布：“凡文武官员军民人等，不论原属流贼，或为流贼逼勒投降者，若能归服我朝，仍准录用。”
[78]这就是说不管是东林—复社党人还是魏忠贤阉党，是明朝官员还是大顺政权官员，只要归附清朝就官复原职，甚至加官晋级。
其中突出的例子如涿州人冯铨在天启年间依附魏忠贤，爬到大学士，崇祯初革职为民，多尔衮入京后即以书征至，委任为内院大学士，而且因为他熟悉朝廷典故排名第一，位列范文程、刚林、祁充格、宁完我之前。
冯铨受宠若惊，请求将名次移后，多尔衮说：“国家尊贤敬客，卿其勿让。”
[79]陈名夏在大顺军进京后曾报名任职，清军入关他逃回南方，却被南明弘光朝廷视为“从贼逆臣”
，要捉拿归案，他走投无路被迫重返北京投靠清廷，历任显官，一直做到大学士。
顺治初年，清吏部向朝廷请示：周伯达在明朝任陕西关西道，在大顺政权中任甘肃节度使；刘达原为明朝临汾知县，大顺时期任巡按河南直指使，究竟应按明朝官级还是按大顺官级授职？清廷决定按大顺所授较高官职录用[80]。
陈之龙在明朝为监军道，大顺政权委任为宁夏节度使，降清后仍任巡抚[81]。
黄尔性在崇祯末年任明朝汉中府通判，大顺政权授职“道员”
（防御使），降清后被英亲王阿济格委任为宁夏巡抚；富平县举人赵兆麟归附大顺政权后，仕至神木道（神木防御使），降清后也由阿济格委任为郧阳抚院。
顺治三年正月，清廷吏部建议把他们降为道级官员，摄政王多尔衮裁决仍以“都堂”
（巡抚）任用[82]。
多尔衮还经常命降清的汉族官员荐举人才，形成门生旧友相率入朝的局面。
自从明朝中叶以来，缙绅势力迅速膨胀，成为各地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
多尔衮采取大包大揽、求“贤”
若渴的方针，就奠定清朝统治而言是最成功的一着。
1645年（清顺治二年、明弘光元年）正月，吏科都给事中朱徽在一份奏疏中说：“去岁五、六月间，人心粗定，引避者多，寮署一空，班行落寞。
及摄政殿下宽仁好善之意，播于远迩，暨圣主膺篆御图以后（指上年十月清帝爱新觉罗·福临在北京即位），瑞叶天人，然后东西响应，多士云集，乃有今日，岂易易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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