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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管贵州后，也在短期内就把这个贫瘠的省份治理得井井有条，生产迅速恢复。
自然，治理云贵地区不能全部归功于孙可望一个人，但他作为最高决策人所起的作用则不容低估；同样，李定国在顺治九年以后取得的辉煌战果同在云南的休整和后勤支援也是分不开的。
孙可望决策联明抗清是完全正确的，在联络永历朝廷的初期备受朱由榔及其廷臣的欺骗与刁难也是事实。
从他不失时机地派兵救出永历皇帝，安置于自己的管辖区来看，表明他对永历皇帝的号召作用是有所认识的。
然而，在如何正确利用永历这面旗帜上，孙可望却犯了极大的错误。
他光知道暂时需要利用永历朝廷，却不能安置得当，注意维护朝廷的表面尊严。
当时，原大西军管辖区内有两个政治中心，一个是云南省会昆明，另一个是贵州省会贵阳。
前者是原大西军四将军长期活动的中心[141]，后者是孙可望以“国主”
身份发号施令的场所，这里建立了属于孙可望的六部等中央机构，相当于封建时代皇帝的行在。
永历帝迁入原大西军管辖区后，本来应该驻跸于昆明或贵阳，以原大西军建立的政权为基础逐步改造南明朝廷。
孙可望却没有这样做，他完全从个人的利害出发，唯恐把永历帝迎至昆明后可能受李定国和刘文秀等的影响，自己不便操纵；如果迎来贵阳，不仅自己得定期朝见称臣，而且重大军国重务总应在形式上取得皇帝的认可。
这对于野心勃勃的孙可望都是难以容忍的。
因此，他把永历帝及其为数不多的廷臣、随从迁往自己的嫡系军队控制下的安隆，这里原先只是明代的一个千户所城，地方僻小，居民不过百家[142]。
永历皇帝居住的千户所公署虽称行宫，其简陋程度可想而知。
而王应龙在昆明为孙可望“营造王府，用黄瓦，拆呈贡县城砖石为墙，脚宽六尺。
大门外设通政司，立下马牌，制天子仪仗，殿悬五龙，设螭陛，选有声音者为鸿胪寺赞礼。
显然有僭称天子之形”
[143]。
在贵阳也“大兴土木，建立宫殿、楼观甚美伟。
又作行宫十余所于滇、黔孔道，以备巡幸”
[144]。
清朝初年在湖南、贵州任职的彭而述依据亲身经历写道，自宝庆（今湖南邵阳）城外三十里的长烟司直至贵州、云南，每一舍设孙可望行宫一所，如清平卫宫邸“熳烂魁杰，台八九层，榴花亭子布置俨雅，与靖州署同”
[145]。
这些行宫虽不一定都是新建的，至少也经过维修铺设。
国难当头，民力凋敝，孙可望的追求享受，讲究排场，实在令人吃惊。
这同他拨给永历帝居住的安龙相比，形成鲜明的对照[146]。
宸居既是如此简陋[147]，供应也极为菲薄。
孙可望任命亲信范应旭为安隆府知府，张应科为总理提塘官。
每年给银八千两、米六百石供永历君臣、随从支用[148]，“帝以不足用为言，不答”
[149]。
范应旭、张应科“造册，开皇帝一员、皇后一口，月支银米若干”
[150]。
他们还奉命对永历朝廷的动静严密监视，随时飞报可望。
永历皇帝实际上处于软禁之中。
连原大西军领导人物李定国、刘文秀未经孙可望许可都不得直接同永历帝往来。
例如，朱由榔刚迁到安龙的时候，“李定国、刘文秀自称孙可望之弟，恭候万安，并进银币，食物值可万计。
可望闻而益恶之”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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