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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失守后，他潜藏深山郁悒以终，在五人中是比较有气节的。
丁时魁，湖北江夏人，崇祯十三年进士，任礼部主事，隆武、永历时历任礼科给事中、吏科左给事中、吏科都给事中。
桂林失守后降清，被委任为广西学道[20]。
王夫之记：“桂林陷，见执，孔有德召为幕客。
居数月，病死黄冈。
何履仕为治丧，割其辫掷棺外，曰：‘斗生（时魁字）不戴此辫以死，可不负梧州一顿棒，而今不免也，惜哉！”
[21]
金堡，浙江仁和（杭州）人[22]，崇祯十三年进士，任山东临清州知州，隆武时任礼科给事中。
在永历朝廷中任工科左给事中，与留守桂林大学士瞿式耜关系密切。
后来同袁彭年等结为一党，攻击异己不遗余力。
例如在《驳何吾驺疏》中痛斥何吾驺、黄士俊在佟养甲占领广东期间未能死节：“黄士俊在佟虏坐中见先臣子壮极刑，四十三年状元及第，而不早死真不幸耳。
后与吾驺携手同来，为国贼乎？……若叩头养甲，满口老爷，则吾驺之礼义逊让也。
臣为太祖高皇帝而骂之，何体面之有？”
[23]真是正气凛然，大有与一切软骨头不共戴天之势。
可是，对于真正投降了清朝出任官职的袁彭年，金堡不仅不置一词，反而引为知己。
究其用心，不过是因为何吾驺、黄士俊早在崇祯年间即已入阁为大学士，必须找个题目大做文章，力攻而去，自己的小集团方可放心揽权。
桂林失守后，金堡当了和尚，但他并不像熊开元、方以智那样淡泊明志，而是出入于清朝达官显贵之门，为尚可喜树碑立传的《平南王元功垂范》就是出自他的手笔。
蒙正发逃归故里后，写了一本《三湘从事录》，在南明史籍中颇受重视。
许多人以为他以当事人记载当时事比较可信，加以后来名声颇大的王夫之给他写了墓志铭，更抬高了这本小册子的地位。
王夫之的学术成就不在本书讨论之列，但他的政治态度和经历与蒙正发颇为类似，其立论的客观性大可怀疑。
只要把蒙正发的《三湘从事录》、王夫之为蒙氏所撰墓志铭同史实核对一下，就可以看出蒙正发不仅不像王夫之所说是位“力持纲纪，清冒滥，劾功罪，裁凌躐”
，整顿朝政的正人君子；刚好相反，他自己正是一个不顾纲纪、多方冒滥、混淆功罪、凌躐成性的卑污小人。
蒙正发原是湖北崇阳县一名贡生，清军占领该地后，他志不忘明（这点应予肯定），逃入湖南平江、长沙，投奔何腾蛟，何以札付授予推官职衔充任章旷（时以太仆寺少卿衔任监军，后任监军道、恢剿巡抚）的参军，不过是章旷手下的幕僚而已。
章旷在用兵上一无所长，招募了一批湖南等地的土兵做嫡系，从未打过一次胜仗。
岳州南面的新墙之役，是明清之间一次很小的对抗，章旷兵败，只是在潼溪用鸟枪伏击了少量清军，这在明清双方都是不值一提的小规模接触（明军既未攻克岳州重镇，清兵也未南下），蒙正发在《三湘从事录》中自我吹嘘也不过连用了两个“仆尸数百”
；到了王夫之笔下竟成了蒙正发“督南将覃裕春等大战于潼溪，以八千人破数万之铁骑，斩馘无算。
自南渡来无敢战者，战而胜自潼溪始。
皆君亲冲锋镝，誓死不退之力也”
[24]。
真可说是妙笔生花了。
其次，蒙正发出身很低，章旷为提高他的地位，让他去参加隆武朝所开湖南乡试，中式成为举人，这在明朝官场上重进士轻举人的习俗中本不算多大一回事，问题是在衡州举行的这场乡试的主考为崇祯十三年进士、巡按御史杨乔然，监临是同年进士、郴桂道吴晋锡。
蒙正发早已觊觎患病的章旷的恢剿巡抚职务，章旷死后，何腾蛟题请吴晋锡继任恢抚。
蒙正发恨之入骨，竟然在自己的记载中把监临说成是严起恒。
科举时代非常重视师生关系，蒙正发的移花接木不过表明他为了功名利禄不惜出卖老师罢了。
第三，吴晋锡继任巡抚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事，他是崇祯朝进士，历任永州推官等职，弘光时期湖广巡按黄澍到南京朝见，多方活动，建议何腾蛟由巡抚升任总督，自己接任巡抚，巡按一职即拟由永州司李吴晋锡担任[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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