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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泪痛哭，三军哀恸。
入谕诸将曰：‘班回杀虏，须足粮食，先就近处取粮满载，俟风开驾，何如？’请将曰：‘可。
’”
[30]后世学者不少人都相信杨英的说法，朱希祖在《从征实录》（即《先王实录》）序中盛赞该书记载郑成功“勤王”
事迹之详，“实为成功大增光彩”
[31]。
其实，杨英对“藩主”
事迹的记载有许多溢美掩饰之词，不能轻易相信。
顺治八年（1651）春广东省处于清平、靖二藩占领之下，广西的大部分地区也已被定南王孔有德占领，永历帝局促于南宁，朝不保夕，孙可望的军队主要集中于贵州省，郑成功的海师距离永历朝廷的行在相当远，完全不像杨英代郑成功立言所说的“咫尺天颜”
。
如果郑成功此举目的在“勤王”
，就必须同清平南、靖南、定南三藩进行大规模的陆上战斗，郑成功未必有这样大的决心和兵力。
1653年（顺治十年）郑成功给郑芝龙的信中说：“儿于己丑岁（1649）亦已扬帆入粤屯田数载矣。
不意乘儿远出，妄启干戈，袭破我中左。”
郑鸿逵给郑芝龙的复信中也说：“辛卯春（1651，顺治八年），本省抚、镇、道觑大侄屯田于粤，侵掠中左。”
[32]可见，郑军的几次进攻广东，包括1649年进攻臣属永历朝廷的郝尚久所据潮州府都是为了“屯田”
，即搜括粮饷。
1651年的广东之役固然是抗清运动的组成部分，但像杨英那样描绘得栩栩如生志在勤王，根本不符合当时的形势。
三月二十五日，郑成功率舟师从大星所一带返航；四月初一日到达厦门，清军马得功部已逃回大陆。
他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极为愤怒：“引刀自断其发，誓必杀虏。
又传令不许芝莞及定国（郑鸿逵）与诸亲相见。
曰：‘渡虏来者澄济叔（郑芝豹），渡虏去者定国叔，弃城与虏者芝莞功叔，家门为难，与虏何干？’”
[33]郑鸿逵写信请他回中左所城，他派人回答道：“定国公与虏通好，请我似无好意。
回报定国，谓不杀虏，无相见期也。”
郑鸿逵自知铸下大错，回信说：“马虏之归，盖以吾兄（郑芝龙）身在于清，重以母命故耳。
不然，我亦何意何心也？侄有疑吾之言，不亦惜乎？”
随即交出全部军队，不再参与成功军事，只留下部分船舶从事对外贸易，自己搬往白沙居住。
四月十五日，郑成功扎营于厦门澳仔（据陈碧笙先生考证为今厦门大学校址），召集诸将追查厦门失守的责任。
郑芝莞应召而来，成功责备道：“吾南下时，未敢以地方城池付汝，是汝自请水陆拨镇付汝提调，有失依军令。
今有何说？”
芝莞归罪于阮引未能阻止清军登陆。
成功说：“水师未败，而汝先搬物，身已在船矣。”
下令推出处斩，诸将跪请从宽处理，成功不听，将郑芝莞斩首传示军中。
阮引也被处斩；何德革职，捆责一百二十棍；蓝登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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