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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朱以海为首的监国政权在乙酉年七月到十二月仍沿用弘光元年年号[19]。
顺便说一下，史籍中有“监国鲁某年”
和“鲁监国某年”
的不同用法，从现存鲁监国颁发的印信来看，两种纪年方法都曾使用过。
隆武政权是以当年七月改元，鲁监国则是次年（1646）改元，在1645年下半年仍沿用弘光元年[20]。
鲁监国政权成立后，张国维、朱大典、宋之普被任命为东阁大学士，不久又起用旧辅臣方逢年入阁为首辅。
任命章正宸为吏部左侍郎署尚书事，陈函辉为吏部右侍郎，李向春为户部尚书，王思任为礼部尚书，余煌为兵部尚书，张文郁为工部尚书，李之椿为都察院左都御史[21]。
孙嘉绩、熊汝霖、钱肃乐起义有功，均加右佥都御史衔督所部义师；进封大将方国安为镇东侯，王之仁为武宁侯，郑遵谦为义兴伯[22]，而以大学士张国维为督师，统率各部兵马。
鲁王朱以海出任监国是在潞王朱常淓投降后，浙东士大夫迫于清廷强制推行剃发令而自发组织的抗清政权，带有很大的地区性特色。
参与拥立鲁藩的官绅开初并不知道唐王朱聿键已经在福州继统，他们在拥立朱以海之后立即处于进退两难之势。
就亲疏而言，唐王和鲁王都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后裔，在谱系上与崇祯帝相距甚远；在拥立时间上，唐藩略早于鲁藩，而且由监国称帝；地域上，唐藩为首的隆武政权得到了除浙东以外各地南明地方政权的承认，鲁监国政权只局促于浙东一隅之地。
闽、浙的纷争使南明业已呈现的劣势进一步恶化了。
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朱明王朝的宗室有的屈膝降敌，轻信清廷给予“恩养”
的空言；有的利用国无常主，妄图黄袍加身，哪怕过上一天皇帝瘾也好。
而相当一批文官武将也以拥立定策作为自己飞黄腾达的机会，演出了一幕幕兄弟阋墙、钩心斗角的闹剧。
瞿式耜在一封信中写道：“以我观之，分明戏场上捉住某为元帅，某为都督，亦一时要装成局面，无可奈何而逼迫成事者也。
其实自崇祯而后，成甚朝廷？成何天下？以一隅之正统而亦位置多官，其宰相不过抵一庶僚，其部堂不过抵一杂职耳。”
又说：“其见在朝廷者，干济则平常，争官则犀锐，部曹则想科道，科道则想督抚，毕智尽能，朝营暮度，无非为一身功名之计。
其意盖谓世界不过此一刻，一刻错过便不可复得矣！
彼其胸中，何尝想世界尚有清宁之日，中原尚有恢复之期也哉！”
[23]这段文字是在永历元年写的，但所指出的南明残余势力醉生梦死，热衷于乱中窃权却是概括了弘光以来的普遍现象。
从宗藩到官僚大抵都是利令智昏，为眼前的名利争得不可开交。
朱以海的出任监国，是在特殊条件下形成的。
明第一代鲁王朱檀，朱元璋第十子，封于山东兖州。
其九世孙朱以派嗣封鲁王，1642年（崇祯十五年）清兵南下山东，攻破兖州，朱以派遇难。
其弟朱以海也几乎被清军杀害，死里逃生后于崇祯十七年二月袭封鲁王[24]；同年三月，大顺军攻克北京，进兵山东，朱以海南逃，弘光时寓居浙江台州。
朱以海亲身经历了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患难生活，培育了他对清廷的仇恨，在清兵侵入浙江时坚持了民族气节，并且毫不犹豫地在强敌压境之时毅然肩负起抗清的旗帜，甚至亲临前线犒师，这是难能可贵的。
但是，他毕竟是深养王宫之中的龙子龙孙，过惯了腐朽荒**的贵族生活，既缺乏治国之才，又不肯放弃小朝廷的荣华富贵。
李寄有《西施山戏占》诗描绘了朱以海监国时的状况：“鲁国君臣燕雀娱，共言尝胆事全无。
越王自爱看歌舞，不信西施肯献吴。”
诗后原注：“鲁监国之在绍兴也，以钱塘江为边界。
闻守江诸将日置酒唱戏，歌吹声连百余里。
当是时，余固知其必败矣。
丙申年（1656，顺治十三年）入秦，一绍兴娄姓者同行，因言曰：‘余邑有鲁先王故长史某，闻王来，畏有所费，匿不见。
后王知而召之，因议张乐设宴，启王与各官临家。
王曰：将而费，吾为尔设。
因上数百金于王。
王乃召百官宴于庭，出优人歌伎以侑酒。
其妃亦隔帘开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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