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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口难辩，一败涂地；陈贞慧等人自以为痛打落水狗，功德无量。
崇祯十四年（1641），东林—复社人士以不光彩的手段，重贿司礼监太监，使周延儒再次出任首辅。
阮大铖为了东山再起，一面参与拼凑贿金，一面向“东林诸君子”
苦苦哀求：“所不改心以相事者，有如兹水。”
一些东林人士表示谅解，又遭到周镳等人的坚决反对。
周延儒既然得到阮大铖的资助，又碍于东林骨干的要挟，采取折中办法，接受阮大铖的推荐，起用其同年好友、革职遣戍的原宣府巡抚马士英为凤阳总督。
马士英自然对阮大铖有怀恩必报之念。
他出任弘光朝廷首席大学士以后，就以定策和边才为名竭力推荐阮大铖，上疏说：“臣至浦口，与诸臣面商定策。
大铖从山中致书于臣及操臣刘孔昭，戒以力扫邪谋，坚持伦序。
臣甚韪之。
但本官天启年间曾任吏科都，同官魏大中争缺，本官虽近让，与当时诸臣嫌隙遂开，因牵入魏忠贤逆案。
其实本官既未建祠，未称功诵德，径坐以阴行赞导。
夫谓之赞导，已无实迹，且曰阴行，宁有确据？故臣谓其才可用，罪可宥也。”
马士英的上疏立即遭到东林—复社人士的强烈反对。
他不顾其他阁臣异议，亲自票拟，六月间取得弘光帝同意：“召逆案为民阮大铖冠带来京陛见。”
[65]阮大铖出仕已成定局；八月，弘光帝又依从安远侯柳祚昌的提议，不经朝臣会议，直接任命阮大铖为兵部添设右侍郎。
[66]
第二，马士英建议起用阮大铖原意只是报知遇之恩，并没有掀翻“逆案”
的意思，比起史可法开“逆案”
之禁要保守得多。
这点从他在奏疏中为阮大铖开脱“阴行赞导”
的逆迹可以得到证明。
陈子龙记载他曾劝告马士英不要“犯天下之怒”
起用逆案人物阮大铖，马士英回答说：“逆案本不可翻也，止以怀宁一人才，不可废耳。”
[67]马士英本是倾向东林的人物，他没有很深的门户之见，爬上首席大学士之后，颇想联络各方面人士，特别是东林—复社的头面人物，造成众望所归、和衷共济的局面。
阮大铖被废置多年，不甘寂寞，安排适当官职，任才器使，对弘光政权并不会造成多少损害。
相形之下，东林骨干的迂腐褊狭令人惊异。
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出仕以来从来没有什么实际业绩，而是以讲学结社，放言高论，犯颜敢谏，“直声名震天下”
，然后就自封为治世之良臣，似乎只要他们在位，即可立见太平。
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甲申夏初，明朝南方官绅处于国难当头之时，东林—复社的主要人物关心的焦点不是如何共赴国难，而是在残存的半壁江山内争夺最高统治权力。
排除福王继统的阴谋破产后，他们又出于防微杜渐的考虑唯恐阮大铖被起用导致整个“逆案”
掀翻。
于是，抓住马士英推荐阮大铖一事大闹朝堂。
名望甚高的刘宗周九月初三日上疏说：“大铖进退，关江左兴衰。”
[68]人们议论明末以来的党争时，往往受东林骨干人士的影响，偏颇特甚。
黄宗羲起的作用最为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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