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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长安与河北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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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另一重要论断则是抉出中晚唐河北地区与两京之间文化风尚的不同，他援据杜牧《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韩愈《送董邵南游河北序》等材料指出河朔“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即不以长安、洛阳之周孔名教及科举仕进为其安身立命之归宿”
[72]。
这种“异质感”
在出土墓志中亦有体现，典型者如郑潨及妻崔氏墓志所云：“镇冀之间，自为一秦，颇禁衣冠，不出境界。”
[73]但随着材料的增益，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可以有更深入的认识，以陈寅恪所举几个例子而言，目前皆可借助新材料做进一步的申说。
杜牧《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云卢霈“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击球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
，直到镇州儒者黄建告其“先王儒学之道”
，鼓励他离开河朔进学。
由于杜牧并未提及黄建的身份，仅云“镇人敬之，呼为先生”
[74]，容易让读者以为这位儒者黄建大约只是一位生活在河朔武夫世界中的隐者，而出土的成德节度使王元逵墓志署“故吏节度掌书记承议郎监察御史里行赏紫金鱼袋黄建撰”
[75]，即其人。
由此可知黄建是成德军中文胆，与王氏家族关系密切，本人就是河朔藩镇体制中的重要一员，这不免让人怀疑杜牧所述有夸大的成分。
[76]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注意到，河朔藩镇掌书记一职历来注重辟用有名的文士，至后期尤甚，并没有与长安进士文化隔绝。
如本书第七章讨论罗让碑的撰者公乘亿虽是魏州人，早岁垂三十举不第，与妻子阔别十余年，以至于乡人谣传他已病故于长安，其妻闻讯，自河北赶来迎丧，夫妻方获重逢。
[77]可知公乘亿曾长年客居长安以求一第，与家人不通音讯，可以说是中唐以降崇重进士氛围下的极端个案。
直至咸通十一年高湜主选时，公乘亿方获及第，曾入易定节度使之幕，任万年县尉[78]，乐彦祯喜儒术，引公乘亿、李山甫在幕府。
可知公乘亿虽系河北当地人，但深受进士文化的影响，及第后迁官入幕的经历也与一般进士无异。
而罗绍威倾慕钱镠幕中罗隐之才，“特遣使币交聘，申南阮之敬”
的故事更为人所熟知。
[79]唐人自己也对河朔藩镇有“辟用文儒之士以缘饰政令”
的现实需求早有注意。
[80]
中唐之后，入幕成为士人在守选期间获得收入乃至获得更快擢升的重要途径。
[81]陈寅恪所举韩愈《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及李益佐于幽州刘济幕府两事皆可在此背景下获得理解。
董邵南累举进士不第，“连不得志于有司”
，不得已才去河北节度幕府谋求出路，除求官之外，维持生计恐怕也是重要的考虑之一。
[82]李益的情况则较为复杂，涉及士人在进士及第后，如何通过入幕选择获得更好的仕途机遇问题。
由于近年李益墓志的出土[83]，我们对李益远赴幽州的背景有了更清晰的了解。
李益渭南尉任满守选期间，获幽州使府之辟，“弓旌累招，首为卢龙军观察支使，假霜棱，锡朱绂，以地非乐土，辞不就命”
。
正是由于河朔藩镇与唐廷关系疏远，远赴幽州幕下对仍力图在长安官场上进一步寻找机会的李益而言自然并非佳选，因而婉拒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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