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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维持部落形式恐怕才是判定胡化程度的重要标尺。
自燕以下十七州，皆东北蕃降胡散诸处幽州、营州界内，以州名羁縻之，无所役属。
安禄山之乱，一切驱之为寇，遂扰中原。
至德之后，入据河朔，其部落之名无存者。
[22]
而恰恰是在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安禄山与唐廷两方各自驱策原本隶属东北、西北藩镇之下的蕃部进入中原参战，在长期的战乱中，这些蕃部原有的部落形式逐渐被打散[23]。
因此尽管在安史乱后，河朔藩镇中活跃着大量蕃兵蕃将，但仍以部落形式存在者似相当罕见。
[24]安史乱前，内附蕃部往往以羁縻府州的形态寄居于北方沿边州镇，由于其维持了部落[25]，居住的形态大体仍是胡汉分离的。
随着胡人在动乱中涌入，乱后胡族分布的地域尽管伸展到了更南的地方，但由于部落形式的解散，胡人大多作为“原子化”
的个体或家族仕宦于藩镇。
[26]因此，对比安史乱前与乱后，胡族分布地域的扩展与部落形式的离散实互为因果[27]，伴随着唐王朝前后期政治结构的巨变，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形态，而非简单的“胡化深浅”
问题。
从目前出土的碑志来看，在安史乱后，仍较多保留了蕃部组织的方镇，并非由安史余部所建的河朔三镇，而是西北各镇及河东北部的代北，无论是近年学者讨论较多的自河西迁入的铁勒[28]，还是在唐末五代掀起巨大波澜的沙陀，皆活跃在这一线。
这也从侧面印证所谓“胡化”
并非河北地域独有的标签，另一方面也提示我们注意维持部落组织所需的农牧条件，已在客观上限制了部落化胡人分布的范围。
[29]
除了族群分布与组织形态所呈现出的复杂性，河朔藩镇前后期的变化同样值得关注。
以学者公认较多继承了安史军事遗产的成德为例，早期成德军队以善于野战著称[30]，因精骑闻名于世[31]，这构成李宝臣“勇冠河朔诸帅”
的资本[32]，背后无疑熏染了胡风。
但至唐末已被目为“镇、定之士，长于守城，列阵野战，素非便习”
[33]，这一军事传统的巨变，透露出藩镇内部种族构成及文化风貌的变易。
事实上，末代成德节度使王镕，虽然先世出自回鹘阿布思部[34]，但行事“仁而不武”
，“高屏尘务，不亲军政”
，沉溺于追求长生之道，“常聚缁黄，合炼仙丹，或讲说佛经，亲受符箓”
，早已毫无塞外武夫的雄豪之气，藩府中“人士皆褒衣博带，高车大盖，以事嬉游”
[35]，一派恂恂若儒生的模样。
同时代的魏博罗绍威虽然世为武人，但在“当时藩牧之中，最获文章之誉。
每命幕客作四方书檄，小不称意，坏裂抵弃，自擘笺起草，下笔成文，虽无藻丽之风，幕客多所不及”
[36]，不仅好文，自己也不乏捷才。
幽州节度使刘济早年居留长安时，还曾科举中第，“始以门子横经游京师，有司擢上第”
[37]。
这种文质化的转变，也与节帅本人在培养子弟时，注重对其文书行政能力的训练有关。
何弘敬墓志云：“闻何某教诸子，皆付与先生，时自阅试，苟讽念生梗，必加捶挞。
今虽儒流寒士，亦不能如此。”
[38]毕竟作为专制一方的诸侯，若要长期维系统治，不可能仅凭骑射之长。
因此到了唐末五代，燕蓟已以多文士闻名[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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