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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汉密尔顿发起过一场揭露杰斐逊真面目的行动，称对方是欺世盗名的好色之徒。
他从安杰莉卡的讲述中摘取了杰斐逊的桃色事件，使杰斐逊的浪子形象更为鲜活。
汉密尔顿和杰斐逊都把对方视为假道学、登徒子，互相冷嘲热讽。
事实证明，汉密尔顿在这件事情上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沉默寡言的杰斐逊始终隐藏于历史的迷雾之中，研究者苦苦追查了两个世纪，才部分证明了他与萨莉·赫明斯的绯闻。
天性乐观的杰斐逊以为，法国将在美国的影响下挣脱专制主义的枷锁。
他相信，拉法耶特和其他法国贵族看到美国的解放之后，将在他们自己的社会中完成类似的改革。
1788年11月，杰斐逊写信给华盛顿，描述了一个飘着希望的法国：“这个民族已经被我国的革命所唤醒，他们感觉到了自己的力量，他们已经启蒙，他们光芒四射，他们将大踏步前进。”
[26]他还相当愉快地告诉詹姆斯·门罗，不出两三年，毋需一滴血的代价，法国就会有一部“相对自由的宪法”
。
[27]直至1789年3月15日，杰斐逊似乎仍然没有感受到法国民众高昂的革命情绪，他对麦迪逊说：“今年的法国局势将保持平静，因为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制定未来的宪法。”
[28]他说这话时，绝望的法国农民正在抢劫运粮车。
一个月后，巴黎工人听闻一名墙纸制造商准备削减工资，立刻包围他的住所，呼喊着“让富人去死，让贵族去死”
。
[29]随后对抗议者的镇压行动，最终导致了几十人乃至上百人死亡。
或许令人颇感荒谬，长期以来都亲眼见证法国政治的杰斐逊居然对于杀戮的洪流无知无觉；而汉密尔顿，从未踏入欧洲半步，却对法国大革命有着更为清晰的认识。
起初，杰斐逊的过分乐观还可以理解。
1789年6月，路易十六似乎同意接受君主立宪制政体，将立法机关更名为“国民议会”
。
7月11日，拉法耶特向国民议会呈交了一份杰斐逊精心审阅过的《人权宣言》。
接着，1789年7月14日巴士底狱被攻占，长矛挑着头颅，满街都是残缺不全的尸体，人头被吊在街灯上晃来**去。
对于那些希望探究其意义的人而言，大革命的未来已经书写在这些溅满血污的画面中。
西蒙·沙玛（SimonSchama）曾经评论道，从一开始，暴力就是大革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那种以为在1789至1791年，法国沉浸于某种自由欢乐气氛的观点，在竖起的断头台面前只能成为彻头彻尾的幻想。”
[30]
从高度主观的视角出发，杰斐逊宁愿描述法国局势充满希望的一面，而忽视其他。
1789年8月3日，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
简直不可想象比在巴黎所发生的风暴更巨大的动**，我亦不相信，在其他任何民族中，如此巨大的动**能够只造成这样一点小小的伤害。
我每天都在经历这场动**，用自己的眼睛观察那些暴民，以确认他们的目的，我可以向你宣布，显而易见，他们都是遵纪守法的，在整个事件中我一直在宅邸中安睡，就像以往最平静的时刻……如果这个国家的这一切不能以美好结束，那我宁愿像伪先知那样被乱石所掷。
[31]
杰斐逊向玛丽亚·科斯韦讲述了一个关于处死贵族的小笑话：砍头变得如此盛行，以至于每个人早晨醒来都会看一下自己的头是否还在肩膀上。
杰斐逊几乎不存疑义地相信，法国革命就是美国独立战争可歌可泣的杰出续篇：“我是个十分幸运的人，14年间亲历两场如此前所未有的革命。”
[32]就在那年秋天，杰斐逊起程离开法国的时候，成千上万贫苦绝望的妇女正在朝着巴黎西南边的凡尔赛宫聚集，决心要把皇室家庭逼回巴黎。
许多美国人兴奋地认为，他们的革命在欧洲催生了一个遵循类似规律的继任者。
1789年10月6日，汉密尔顿写信给已被任命为国民自卫军统领的老朋友拉法耶特，在信中，汉密尔顿则提出了更具有预见性观点。
这位新任财政部长此时正坐镇纽约，为《公共信用的报告》辛勤地工作着，但他对法国局势的洞察远比已在法国定居五年的杰斐逊来得深刻。
“对于在你的国家近期发生的事件，我喜忧参半，”
汉密尔顿以此为这封字斟句酌的信开了头，“作为人类和自由的朋友，我为你们争取自由所付诸的努力而欢欣，同时更担心这些尝试的最后结果，以及我所尊敬的置身事中之人的命运。”
汉密尔顿知道拉法耶特会对他为何感觉到“不祥之兆”
而迷惑不解，于是列举了四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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