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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对中国建筑学的贡献不仅仅是那些学术论文和设计，还有为中国造就了一位伟大的建筑学家——梁思成。
梁思成在清华学堂时就表现出相当出众的美术才能，曾经想致力于雕塑艺术，后来受林徽因的影响出国学了建筑。
在国外学成归来的林徽因其实有很多选择，但是她最终选择了和梁思成一起就任于东北大学，之后又一起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建筑学系，后来又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
她做的这一切无关名利、无关金钱，只是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
人生高度是自己选择的，林徽因一开始就将自己的人生设定了常人无法企及的高度。
梁从诫说：“从一九三一到三七年，母亲作为父亲的同事和学术上的密切合作者，曾多次同父亲和其他同事一道，在河北、山西、山东、浙江等省的广大地区进行古建筑的野外调查和实测。
我国许多有价值的、成貌尚存的古代建筑，往往隐没在如今已是人迹罕至的荒郊野谷之中。
当年，他们到这些地方去实地考察，常常不得不借助于原始的交通工具，甚至徒步跋涉，餐风宿雨。
艰苦简陋的生活，与寻常都市相较，至少有两世纪的分别。
……
“一九三七年六月，她和父亲再次深入五台山考察，骑着骡子在荒凉的山道上颠簸，去寻访一处曾见诸敦煌壁画，却久已湮没无闻的古庙——佛光寺。
七月初，他们居然在一个偏僻的山村外面找到它，并确证其大殿仍是建于唐代后期（公元八五七年）的原构，也就是当时所知我国尚存的最古老的木构建筑物（新中国成立后，在同一地区曾发现了另一座很小的庙宇，比佛光寺早七十多年）。
这一发现在中国建筑史和他们个人的学术生活中的意义，当然是非同小可的。
直到许多年以后，母亲还常向我们谈起当时他们的兴奋心情，讲他们怎样攀上大殿的天花板，在无数蝙蝠扇起的千年尘埃和无孔不入的臭虫堆中摸索着测量，母亲又怎样凭她的一双远视眼，突然发现了大梁下面一行隐隐约约的字迹，就是这些字，成了建筑年代的确凿证据。
而对谦逊地隐在大殿角落中本庙施主‘女弟子宁公遇’端庄美丽的塑像，母亲更怀有一种近乎崇敬的感情。
她曾说，当时恨不能也为自己塑一尊像，让‘女弟子林徽因’永远陪伴这位虔诚的唐朝妇女，在肃穆中再盘腿坐上一千年！”
新中国成立之后，林徽因进入了另一个高度。
之前虽然大家都知道她是才女，可是多数时候还是会称她为梁太太，但是解放之后，她被正式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一级教授、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她还当选为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文代会代表……她真正以林徽因的身份来担任社会职务，来为人民服务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她所热心从事的另一件工作，是倡导某些北京传统手工艺品的设计改革。
当时有人来向她呼吁，要挽救当时已濒于停顿、失传的北京景泰蓝、烧瓷等手工业。
她对这件事给予了极大的关住，曾和几位年轻的工艺美术工作者一道，亲自到工场、作坊中去了解景泰蓝等的制作工艺，观看老工人的实际操作。
然后她又根据这些工艺特点，亲自设计了一批新的构思简洁、色调明快的民族形式图案，还亲自到作坊里去指导工人烧制样品。
在这个过程中，她还为工艺美院带出了两名研究生。”
林徽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给予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她将自己放到了同时代人仰望的高度。
即使作为一个业余的诗人她也有很多小女人的浪漫情怀，但是她始终活在现实里。
她将精力和时间花在了建筑研究上，偶尔的浪漫只是用来调剂生活，让生活更加鲜活，而她的理想和初衷始终都没有改变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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