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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4—2016年,结构化和标准化;
3.2016—2018年,标准业务在线化;
4.2018—2019年,在线业务数字化;
5.2020年,数字业务智能化。
这里面有几个关键点,值得特别关注:
一、补课过程相对漫长。
这其中不仅是工业设计行业本身在补课,中国制造也经历了从备受抨击的山寨、仿冒,到自主设计、创新设计的过程,可以说整个中国的工业都在补课。
二、工业化补课之后,接下来几个阶段发展速度相对较快,而且是越来越快。
这里面体现了阿里巴巴曾鸣教授的观点:中国正处于三浪叠加的发展机遇期,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
这三浪分别是工业标准化、信息数据化和智能决策化。
服务力革命本质上是数据驱动的要素聚合的过程,一旦补上了工业标准化的课,就可以快速对接信息革命和智能革命的新技术,实现高效的要素聚合。
三、洛客并不是洛可可单打独斗的结果,而是在阿里云和钉钉的生态之下发展。
而洛客诞生后又反过来赋能众多中小企业,这也体现了服务力革命的特点:互利共荣,以生态系统的形态进行集群式发展。
在此,可能很多人会有疑问:美国是信息革命和智能革命的发源地,应当具备比中国更好的服务力革命的发展前景。
信息流使得相互作用的各方不断变化,创新速度不断加快,分散孤立的用户连接成为用户网络,一个个独立存在的企业成为生态系统中的生命体,简单孤立的价值链变为复杂互动的价值网络。
不仅价值创造的各环节利益相关,命运相连,连用户也成为价值创造的一部分。
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服务力革命是复杂系统世界观下的产物,而工业革命是牛顿机械世界观的产物,世界观的不同也会带来不同的价值观和方法论。
生产力革命,本质上是分解基础上的数据化,符合牛顿机械论世界观,在西方世界得以蓬勃发展。
但也正是这种世界观,成为美国迈入服务力革命门槛的最大障碍。
举个当下的例子,在发达的通信和交通水平之下,世界已经相互连接为一个复杂网络系统。
流行病传播具有复杂网络的特点,应对方式也必须顺应复杂网络的规律。
新冠疫情来临时,中国上下一心,相互配合,全民抗疫,掐断传播的途径。
但是奉行自由主义的美国等国家,既无意愿也无能力采用相同的应对方式,因为与他们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不匹配。
从产业发展的视角看,20世纪90年代,六西格玛管理体系成熟,意味着牛顿世界观下的管理学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执行六西格玛质量标准,意味着出错率不能超过百万分之三点四,再进一步提升控制精度,不仅难度极高,而且也失去了现实意义。
也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美国的工业开始大规模向中国转移,因为这些传统工业门类已经发展到尽头,无法通过技术和管理改进提高效率。
美国金融资本对传统产业失去了兴趣,转而通过产业资本全球化配置来榨取利润,并将主要兴趣投入新兴的信息技术产业,也就是如今所说的ICT行业,只有这里才有足够的利润回报。
工业化的本质就是数据化,ICT行业被美国精英看作工业体系的王冠,控制了ICT行业就等于控制了所有行业,不仅控制了所有工业门类,也包括军事、政治、金融。
因此美国放心地去工业化,只要把ICT行业牢牢控制在手里就好。
其他国家只是空有躯壳,大脑都被人家控制了,努力工作也不过是替美国打工而已。
这就是美国主导的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实质。
然而,这项与美国霸权密切相关的重大事务,出了一个天大的纰漏(参见本人所写的《华为崛起》)。
在美国的百般围堵与软硬兼施之下,中国不仅形成了自主且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且还诞生了极为顽强、使命极为远大的华为公司。
这家公司苦苦奋斗30年之后,已经渗透到ICT行业的几乎每一个子类,不仅在5G领域独领**,而且与那些如雷贯耳的美国ICT巨头,如思科、微软、谷歌、苹果、高通、英特尔、甲骨文、IBM……都存在业务上的竞争关系。
而且这家公司被美国动用国家力量打击,非但没有被打垮,反而越挫越勇。
除了华为之外,还有阿里巴巴、腾讯、美团、今日头条、快手等中国公司,形成全世界唯一能够与美国分庭抗礼的ICT产业生态。
虽然在5G上不及中国,但美国的ICT行业整体仍然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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