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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候满脸欢喜地谢过莫沁然后走远了，而莫沁然却似在冥思着什么出神。
但秦潇心里，却是砰砰乱跳起来。
这一路来，他就渐渐发现莫沁然对清军的下手狠辣。
很多次要不是自己在侧，她很可能大开杀戒。
这是为了什么？清兵虽坏，但多数也罪不至死，而且有的还可能是好人。
如此不管不顾杀戮，和滥杀无辜有什么区别？大家还都是大清子民，现在也算是各族一家，不分你我，为何就对清兵恨之入骨呢？而且她说到杀光时云淡风轻的样子，怎么隐隐透露着一种狰狞呢？
接着莫沁然就给赵信讲了讲与乌里雅苏台有关的一些事情。
乌里雅苏台是一个边陲重镇不假，但它也是满清发配犯人的地方，而且被发配来的多是官犯及其亲眷全族。
清朝有两处边关是皇帝钦定的罪官发配地，一为宁古塔，二是乌里雅苏台。
但凡发配到此处的钦犯都与钦罪文臣有关，发配的内容是与披甲人为奴，而人员多为女性，因为不少罪官族人男性已全被诛杀。
清廷本着废物利用、变废为用的方针，将罪官的女眷发配到此地，世代受尽苦难。
这也从一定形式上反映了，但凡轮到发配到此两地的都是被身在圣位者恨之入骨的——不但要杀了你家全部男人，还要让你知道你家全部女人日后的悲惨境遇，有着让人寒彻潜泉的绝望。
其实对于官员犯法，历朝的处置方法皆有不同。
追溯到东周前，刑不上大夫是各国传统，官员有大错直接被贬为草民就罢了。
而商鞅变法时期，为了变法成功，商鞅最先向权贵开刀，竟然对公子虔施以劓刑。
这种割鼻酷刑不但残忍而且摧残人的尊严，商鞅此举虽成功立威，并且产生变法顺利推行的效果，但也为其自身日后的悲剧埋下伏笔。
之后到了汉朝，仕宦集团崛起，权力斗争此起彼伏，动辄灭族。
经过南北朝后，皇帝发现了忠实的文臣队伍对朝廷稳定的意义重大，便开始了科举选官制。
所以到了唐朝时，对文官犯法的态度就开始变得柔和，逐渐以流放取代杀身。
而到了宋朝，在太祖皇帝共享富贵的感召下，历朝文臣犯了错只会被贬但不会再有性命之虞。
比如历代公认的大文豪苏轼，曾经官至礼部尚书。
但由于他经常站错队、选错边，一生就处于颠沛流离之中。
当然这些际遇，也使他创作出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这也是对中华文学史意外的贡献。
他最后被一路贬到了琼州，这个在当时几乎是蛮荒之地的所在，但他还是为当地留下了大量宝贵的人文财富，比如文昌、万宁、博鳌、博厚、澄迈等颇具苏轼风格的地名。
还有就是极大地推动了当地的教育事业，并培养出了当地史上第一个举人。
不过宋朝的武将犯案，就多因为拥兵自重遭了皇帝的猜忌而下场悲惨。
到了明朝，朱元璋除了武将没放过，对文臣那也是痛下杀手。
他认为弱宋最后腐败透顶终被元朝灭掉，主要都是因为对这些说冠冕堂皇话，做腐恶千古事的文官的放纵。
所以他在位期间，对贪官污吏、心思不纯者毫不手软，仅官员就诛杀了几万名。
而这只是官员，还不包括吏。
这几乎就相当于每过几年，朝中大小官员全部换血一次。
可是他到死都不明白，自己亲写普法手册，执法绝不手软，甚至都对贪官施以剥皮酷刑，并将人皮塞草示众，可是为何贪官还前仆后继呢？
其实这问题用西方后世有位叫卡尔·马克思所著的《资本论》中的话，就可以解释。
换成通俗的话就是：只要看到了成倍的财富摆在前面，那就是冒着掉脑袋的风险也要义无反顾！
当然朱元璋当时没有机遇读到这部书，只能带着这个疑问入土了。
之后到了大清，开国时出于对满汉弥合的需求，清廷可谓是对历朝做法取长补短，对官员宽严并济，既减少滥杀错杀，又能安抚文臣队伍。
这举措看起来是恩威并施，是个得人心的办法，可在没有法制条文约束的情况下，就逐渐变成了皇家随心所欲的手段。
在这种帝王心术下，既出现过和珅那般可以屹立朝堂不倒的巨贪，也出现过不少冤假错案，被冤枉连带的也不计其数。
至于前者和珅，也有人说是乾隆爷的刻意所为，因为他当朝时已经将国库折腾了个干干净净。
等他儿子嘉庆当政，国库空虚之时，正好抄了和珅的家产以补国库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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