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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袁绍，家门显赫、交游广阔、声誉颇佳，若是仕途不顺反倒成为异事。
所以，袁绍年纪尚轻便入宫担任郎官，未满二十就己外放为濮阳县令。
正值其宦途渐入佳境之时，生母却忽然病故，袁绍遂返乡守丧；不久父亲亦逝，他又补服父丧，前后累计六年之久。
须知东汉时期官员若因私长期离职（如长病假、三年守丧），复职后不能恢复原职，过去的职务、资历、待遇皆告中止，须等待朝廷重新任命，且新职往往不如从前，不论曾任太尉、司徒还是刺史、太守，都要依例重头起步。
幸而当时官员心态较为豁达，能上能下，即便从高位降任，亦多能安然承受，不似如今某些官员只能升迁不能降职，一旦调低职务即心生怨怼。
但消耗六年光阴的袁绍并不急切求官，即便朝廷征召也推辞不就，反而选择在洛阳“隐居”
。
当然，袁绍并非真心归隐，此乃故作姿态之举。
这种“假隐居”
实是当时文人用以抬高声价的手段，类似今日所谓的“作秀”
。
具体表现是寻一处幽居，故作姿态拒不应召，待朝廷再三聘之仍不轻易出山，以此制造声势。
外界往往因聘之不得而视其为非凡之人，认定非得重礼相请不可，而当事人一旦应召，则立即身价倍增、名利兼收。
对东汉某些名士来说，这无疑是一条崭露头角的捷径，经过屡次检验，成效昭彰。
通常隐居须寻深山幽谷、洞穴岩居，甘愿忍受简朴生活，但贵公子出身的袁绍并不愿如此。
他喜社交、好结纳，常游走在洛阳社交圈中，广交名流人士。
他的隐居乃刻意选在繁华都市之中，造势痕迹不免显而易见。
尽管如此作态，年轻的袁绍仍与早年的曹操相似，不失热血之心。
他所结交的不是宦官势力，而是代表着清流舆论的士人群体——即当时备受压制的“党人”
。
袁绍隐居期间，正值朝廷对党人的禁锢运动渐趋激烈，士人与宦官两派尖锐对立、冲突愈演愈烈。
所谓“党人”
，即被宦官列为打击对象的士人官员，处于宦官势力的严密监控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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