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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小学里的作文就写得很好，作文本是散的，有的被撕下贴到了班的墙报栏里。
真正让我知道小说，引发我对小说产生迷恋的是初中毕业那一年。
我们镇上的文化站搞了一次讲座，讲课人是我们镇上的一个高中毕业生叫陈卯生。
他在高中就被打成了“右派”
，据说连考三年大学，成绩在镇江地区数一数二，但哪个学校都没有录取他。
那年他连续在《雨花》和《新华日报》副刊上发表了两个短篇小说。
其中一篇我记得叫《李百晓跳出迷魂阵》，是写女孩子学理发的事，写她的师父下乡服务时如何赚黑钱，如何刁难她，年轻的生产队长如何破除封建思想带头让女孩理发，最后师父又如何被女孩感动觉醒。
当时他用的笔名叫陈出新，他给我们介绍了他如何在理发店发现许多男人不愿让女的理发这个细节，如何观察女理发员的反应，如何了解到下乡服务中有人不实报收入赚黑钱的细节。
当时我很激动，这就是作家！
小说就是这么写出来的！
心里暗暗想将来我也要写小说，当时的情景现在还记忆犹新。
自小喜爱文艺，当兵一直在部队搞文化工作。
写小说之前一直搞文艺创作，给宣传队提供演出作品，几个小话剧在军区文艺会演中获过奖。
1977年落实编制，全军的业余文艺宣传队解散了，才真正捡起了文学梦。
动手就写长篇小说，一个冬天的业余时间写了近十万字。
军区话剧团创作室的老乡李荣德看后，说我适合写小说，但劝我还是从短篇开始，少走弯路。
于是1978年我当年就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了小说《突上去》。
当时写小说还没有想到稿费，纯粹是个人爱好。
小说发表后，就再也丢不开，成了自己终生追求的事业。
石一龙：《兵谣》是那么朴素而干净，写了一个农民的儿子古义宝当兵、提干的过程。
写出了一个人深邃、复杂的人生历程和他坚忍不拔的军人品格，写了他深刻体验的奋斗成功和失败的打击，向我们展示真实的人生轨迹。
从古义宝身上又看到新的“农民军人”
形象，而人物本身的意义大于文学的意义，能否谈谈古义宝这个人物塑造上的经验和不足。
黄国荣：如果说《兵谣》有什么成功之处的话，那么古义宝这个人物应该说是之前的文学作品中没有见过的。
陈建功称古义宝是他梦想多年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评论家们称他是人物画廊里的新形象。
读过这部小说的人都说古义宝这个人物非常真实。
真实是古义宝这个人物的主要特色。
衡量一个作品是否成功，关键是作品是否写出了真实的活生生的人物。
人物真实就活，鲜活的人物才真实，不真实的人物就概念。
所谓人物活，是人物的灵魂活。
写活人物的灵魂，就不能排除他出身的卑微，也不排除他人性中“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
的两重性。
古义宝就是这样坦诚地面对读者：他当兵既有保卫祖国的愿望，更有寻找出路摆脱贫困农村的个人动机；他到部队学雷锋做好事，既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更有创造先进事迹争当先进、争取进步的个人目的；他争当典型模范，既有军人的荣誉意识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感召，更有创造政绩继续向上攀的个人升官愿望；他失败，从模范几乎跌到罪犯的边缘，有个人挫折的消沉，也有不甘失败，反思错误的勇气；他重新站立起来，既有证明个人价值的意气，也有自觉士兵的觉醒。
作品努力把这样一个人物的真实灵魂毫无保留地放到尖锐的矛盾中去展露，去冲刷，把他拿到人类共同的社会道德准则面前来拷问，拿到军队这所大熔炉中来锤炼，清晰地展现了军营文化对农民文化的改造，达到真实感人的艺术效果。
典型性是古义宝这个人物的另一特色。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培养典型成为我们政治工作的一项中心任务。
选择古义宝这样的一个学雷锋的典型模范来做作品的主人公，用他的人生轨迹来反映那一段部队的生活，是具有典型意义的。
他的典型意义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那个年代我们确实培养制造了许许多多像古义宝那样的典型模范，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典型模范是失败的；另一方面，和平时期，农村青年把当兵作为改变命运寻求出路的重要途径是十分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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