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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唯一的治理主体不仅管理着国家的政治和行政事务，也管理着全部社会事务和经济事务。
一元治理体制的最大弊端是导致管理低效，扼杀了人们的创造性和自主性。
一元治理体制的突破始于“党政分开”
，政府率先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治理主体。
作为改革开放起点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明确指出：“要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
至此，以各级党组织、各级政府、各类企事业单位和各种民间组织为主体的多元治理格局开始形成，其中党组织和政府组织是最重要的治理主体。
（二）从集权到分权。
治理结构的变革，必然引起治理功能的变化。
与一元治理转向多元治理相适应，改革开放以来，中共领导层和中国政府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政治性分权，这种分权几乎同时在三个维度展开。
一是中央向地方分权。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央大幅度下放政治管理权和经济管理权。
1984年7月20日中央书记处决定，改革干部管理制度，下放干部管理权限，采取只管下一级主要领导干部的新体制。
这一新的管理体制实质性地扩大了地方的自主权。
1993年12月，国务院决定全面实行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极大地下放了经济管理的权限。
二是政府向企业分权。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共中央决定逐步推行政企分开的体制改革。
1984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国营企业厂长（经理）实行任期制度的通知》，决定从1985年开始国营企业的厂长经理与其原来的行政性任命制脱钩，而实行新的任期制。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企业成为自主管理的法人治理结构，政府不再是企业的治理主体。
三是国家向社会分权。
一元化治理模式下，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全部权力高度集中于国家，相对独立的民间组织并不存在，也没有实质性的社会自治。
随着多元治理主体的出现，国家开始向社会分权。
20世纪80年代后期，先后推行的农村村民自治和城市居民自治，既是中国基层民主的突破性进展，也是国家向社会分权的重要步骤。
20世纪90年代开始，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后，一些政府机构改造为行业协会，这是前所未有的一大创新。
一些原来的政府管理职能开始移交给行业管理组织，迈出行业自治重要一步。
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初，民间组织大量出现，政府开始特别强调其社会管理职能，同时开始让各种民间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将部分国家权力下放给特定的社会组织。
（三）从人治到法治。
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开始强调“法制”
“依法治国”
（rulebylaw）。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法治的观念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中共十六大后，中国政府又进一步提出了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使法治国家的目标更加具体，同时表明政府将在实现法治国家的进程中，起表率和带头作用。
改革开放的进程，也是一个逐步确立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进程。
从1979年到2005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通过了400个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制定了650多个行政法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7500多个地方性法规。
当时中国政府的目标是，到2010年，基本上建成一个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
（四）从管制政府到服务政府。
政府管理的直接目的是规范社会的政治生活，维护公民的各项合法权利。
它既是对公民政治行为的一种约束，又是对公民权益的一种保障；既是一种管制，又是一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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