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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模式和每个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国情有关，无论是管理还是治理，其目的都在于调和不同发展阶段社会各阶级的主要矛盾，整合各种社会资源，让社会运行更加有序、高效、和谐、智慧；让公民生活更加公平、安全、便捷、幸福。
善治的目标，是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这一直是当今多数国家所追求的治理方向。
当代的治理理论产生于西方的话语体系，而中国在借鉴西方治理理论基础上，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
习近平说：“一个国家走什么道路、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都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渐进改进、内生演化的结果。
离开给定的先决条件，异想天开地寻找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一厢情愿地寻找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就会走进历史的死胡同。”
新中国的国家治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建立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一盘散沙的国土上实行计划经济，建立起高度统一的社会秩序和规则；到改革开放打开国门，实行“党政主导型”
管理模式，逐步建立符合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释放社会和人的潜能和活力；再到如今新时代的“党政明责型”
的治理模式，正本清源、以民为本、公平正义、依法治国、以德治国，逐步建立政府和社会多元的共治、共赢、共享的社会治理模式。
改革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止，它也是一部不断续写国家治理方式接续递进的改革史，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治理模式和道路。
正如人的成长都有生命周期一样，国家的成长也同样有生命周期。
中国发展已经历了蹒跚学步的童年期和蓄势待发的青年期，正在迎来蓬勃发展的青壮年期。
几千年来，人类在赖以生存的物理世界的治理实践中，积累了无数丰富而宝贵的经验。
如何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真正意义上把这些思想智慧和实践经验，面向未来用数字化手段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模式，是“数字中国”
面临的艰巨课题。
伴随着人类社会演进和社会治理方式的变革，人的身份也在发生变化。
关于人的政治话语的变迁，无不折射出政治文明的转型进程。
从原始社会的人完全缺乏“人类”
意识到奴隶社会的成为会说话的工具、封建社会的人身依附、资本主义社会逐渐成为独立的公民，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当家作主，是国家的主人，“人”
的社会角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尽管在现代国家，“公民”
已经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法律概念，但翻开公民的历史，我们就会意识到它是多么的来之不易，是人类在不断认知自我，探寻自我意义、谋求平等权利的过程中寻找到的答案。
在中国，经历了一系列社会变化后才走到公民。
今天，“公民”
不仅仅是一个法律的概念，更指“人民”
这个群体概念中的每一个个体，代表着人与人的平等关系。
伴随着科技的发展，公民与社会治理也呈现出新形态。
几千年来，人类社会的治理归根结底就是对人、事、物的治理过程，数字世界是物理世界的映射。
随着数字世界的到来，人类世界已经开始加速度变化，公民的数字化身份更是已经悄然而至。
数字公民是数字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公民的诞生对推进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意义重大，让实体的“我”
更加延展个人的脑袋和身体，让人能得到更加自由和全面的发展。
如果说信息化改变的是人在物理世界的工作和生活方式，那么数字化将改变全人类的思维方式，并重塑人类社会生活新的空间和秩序，促进人类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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