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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曰：“语之工者固如是。
状难写之景，含不尽之意，何诗为然？”
圣俞曰：“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以意，殆难指陈以言也。
虽然，亦可略道其仿佛。
若严维‘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则天容时态，融合骀**，岂不如在目前乎？又若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贾岛‘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则道路辛苦，羁愁旅思，岂不见于言外乎？”
“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高度概括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审美特征和审美理想。
而他的比较、评论，也细腻中肯，洞幽烛微，体现了很高的艺术素养和鉴赏水平。
后来，苏轼称赞王维“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
，推崇司空图味在咸酸之外的观点[82]，叶梦得大力表彰钟嵘的“即目所见”
说，指出谢灵运“池塘生春草”
句包含的不是一般情感（非常情）[83]，张戒引用刘勰论“隐秀”
、梅圣俞论“意在言外”
等语[84]，姜夔称颂“非奇非怪，剥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
的“自然高妙”
之诗，并把它与以某种艺术技巧来表现理趣（“碍而实通，曰理高妙”
）、引起惊奇（“出自意外，曰意高妙”
）、掘奇发微（“写出幽微，如清潭见底，曰想高妙”
）的诗区别开来[85]，都有力地扩大了这种艺术观的影响。
至此，创造“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的艺术形象，基本上已被确立为我国古代诗歌的审美理想。
直到近代，王国维以“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
和“语语明白如画，而言外有无穷之意”
论“意境”
[86]，遵循的仍是这一审美标准。
综上所述，符合这一审美理想的艺术形象具有如下特点：1.它是诗人在某种如得“神助”
的“兴会”
中的产物，“直致所得”
的产品；2.它具有“即目”
所见、“状溢目前，情在词外”
“旨冥句中，情在言外”
“近而不浮，远而不尽”
的特点；3.它不采用“比兴”
等手法以表现贯“道”
的情志；4.它含蕴的是一种“非常情”
；5.它“境生象外”
“义得言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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