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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托马斯是美国著名生物学家。
在《水母与蜗牛》这本书里，他嘲笑精神病医生们把一个人的多个“自我”
当作精神分裂症特征。
在他看来，一个人如果有七八个自我，也只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小数目。
多个自我共存并不是病态。
如果说这种情况与精神分裂症有区别的话，那么唯一的区别在于，精神病人的多个自我总是一拥而上，乱成一团，不能像正常人做到的那样交接有序和按部就班，如此而已。
托马斯的这一说法，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人的文化多重性的状态。
我那位巴黎熟人面对白人和面对同胞的不同文化反应，其实不是什么反常，将其看作不同自我的随机转换，大体符合托马斯笔下的健康人标准，并无出格和危险之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熟悉的陌生人”
，我既是我，也是你，也是他，甚至是一切人称谓格，是一^个复数化存在。
如佛袓曰：众生即我，我即众生。
除了地理意义上的移民，隐喻化的“移民”
大概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
这里有时间的“移民”
：一般来说，年轻人容易激进，只是当更年轻一代在身后咄咄逼人地成长起来以后，他们曾百般轻蔑和攻击过的卫道保守，很可能逐渐移入他们多皱的面庞和四方八正的步态，包括性欲减退之后，其性解放躁动很可能易为对情义的持守。
这叫作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不过是人格在岁月航程中停靠在不同港湾。
每想到这一点，我就不会过于认真地对待年长型的傲慢，总是想象他们在更年长的一代面前，对同类傲慢的不满可能不会比我更少。
我也不愿过于认真对待年少型的轻狂，总是想象他们在更年少的一代面前，很快就会失去轻狂的本钱，也许将很快在时间魔术之下重返平实。
一切适龄性的心理表情，即便不是虚假，也不是真实的全部。
还有知识的“移民”
。
一个求知者可能要读很多书，在知识版图上频繁流浪。
特别是在资讯发达和文化多元的时代，知识爆炸总是在人们心中过多累积和叠加文本，在人们情感和思想的面前设置出过于混乱和歧异的路标，让人有点无所适从。
于是，我们常看到这种情况：昨天还是坚定的国粹派，今天就变成了激烈的西化派；今天是振振有词的经验主义者，明天可能成了口若悬河的理想主义者。
这种变化，可能是对现实演变的及时回应或者智力发育过程中的合理更新，但事情在很多情况下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
有时候一个知识者赞成什么，仅仅取决于他能够说上些什么，取决于他碰巧读了个什么学位或者近来偶尔读到一本什么书。
如同他哼哼哟哟地生出什么病，取决于街头出售什么药片。
他们不是什么现代派，只是“读书现代派”
；他们不是新儒家，只是“信息新儒家”
。
他们是一些现买现卖的知识贩子，因此很难保证他们不在另一种时兴药片的吸引之下，很快折腾出另一副病容。
还有地位以及各种利益区位的“移民”
。
人非圣人，只要活着便有利欲不绝，故社会存在制约社会意识，人在利益分配格局里的偶然定位，常常成为情感和思想的重要牵引。
一个人在单位受宠，可能会当秩序党；到社会上受压，则可能参加造反派，“文革”
中诸多“内保外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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