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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读过一种油印小册子，不记得是哪个红卫兵组织印的，也不知他们印书的目的何在。
小册子照例醒目地印有“大毒草供批判”
的安全标识，正题是《新阶级》，作者为德热拉斯（后译为吉拉斯），一位被西方世界广为喝彩的南斯拉夫改革理论家。
当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一位美国人向我推荐此书时，我的回答曾让他一怔。
我说，我知道这本书，我二十年前就读过。
他还是斜盯着我。
我无法让他相信这一点，当然也没必要让他相信。
我记得自己就是在茶场里读到油印小册子的，是两位外地来访的知青留下了它。
我诈称腹痛，躲避出工，窝在蚊帐里探访东欧，如听到门外有脚步声便要装出一些呻吟。
这是知青们逃工的常用手法。
不过既是病人就不能快步，不能歌唱，更不能吃饭，以便让病态无懈可击。
副书记一到开饭时就会站在食堂门口盯着，直到确认你没有去打饭，也没人代你打饭，才会克制一下揭穿伪装的斗志。
不吃饭那就是真病了，这是农民们的共识。
这样，对于我的很多伙伴们来说，东欧的自由主义以及各种中外文化成果，都常常透出饥饿者的晕眩。
教书
“文革”
一般被认为结束于一九七六年。
其实这个分期过于笼统。
对于很多“文革”
中的学子来说，“文革”
在一九六八年就黯然落幕，其标志是以“革委会”
为代表的政权管制全面恢复，还有民众造反权利的重新取消，包括红卫兵的出局。
新的各级政权里虽然都有几个群众代表，但一般来说只是摆设了。
有些学生对官员主政已不习惯。
想当年，大串联，逛全国，想斗谁就斗谁，想玩啥就玩啥，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戴上袖章就是时代骄子，挂上盒子炮就是社会主人，这样的好日子怎么说没就没有了？生活怎么就只剩下哎哎哟哟的抡働头出黑汗？他们愤愤不已，只是还残存几分领袖崇拜，那么与其承认自己出局，承认自己作废和可怜，不如把出局想象成重大战略的一步棋，想象成更伟大进军之前的迂回和潜伏，给自己继续蒙上意义的金色光辉。
我就是在这时结识了外校的一些知青，一伙是下靖县的，一伙是下沅江县的，都是些牛气冲天的幻想家，开口就是印度支那战争和法国红五月的那种，是忧心三十年后中国怎么办的那种。
我们在春节回城时相聚，一家串一家，越串朋友越多，越串志向越大，分手前少不了要合唱一首《国际歌》。
他们都比我年龄大，读的书也多，很得我的信任和仰慕，因此听说他们都在乡村办了农民夜校，我也立即回茶场办一所，决心配合友军行动，用革命思想改造可怜的乡村。
教材只能自费油印，由我和几个朋友编写，大体上以识字为纲，串起一些地理、历史、农科以及革命的小知识。
《老乡上学歌》之类打油诗穿插其中，力图使课本更为活泼。
这样的夜校一开张，干部们以为我们热心扫盲，吻合他们的工作任务，还十分高兴地支持。
对我从无好脸色的副书记甚至破天荒把我表扬了两句。
不料事情并不顺利。
农民学员对识字还有些兴趣，青年农民对天南海北的趣闻也津津有味，但要让他们理解列宁和孟什维克，明白巴黎公社有别于我们自己所在的天井公社，费力气实在太大。
“巴黎公社？在哪个县？怎么没听说过？”
“巴黎公社的人不插田吗？不打禾吗？那他们都是吃返销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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