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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中的孔子强调“上智下愚”
，与商鞅“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
一说相近，把希望仅仅寄托于贤儒圣主。
他们的精英傲慢令人反感，天真构想不无可疑，但他们承认民众弱点的态度却不失几分片面的诚实，至少在涉专事务范围内可资参考。
人们在“文革”
期间质疑工宣队和农宣队全面接管上层建筑，在市场化时代质疑用市场（包括部分工农兵在内的消费者）来决定一切，特别是决定人文与科学的价值选择。
他们只是受制于某种时代思想风尚，不敢像古人那样把零散心得做成理论，说得那么生猛和剌耳。
按照现代的某种标准，柏拉图和孔子是严重的“政治不正确”
。
新加坡李光耀先生主张“精英加权制”
（一人五票或十票）同样是严重的“政治不正确”
。
这样私下想一想尚可，说出口就是愚蠢，就是自绝于时代——不拍民众的马屁，岂不是自己制造票箱毒药？一个公众人物的政治表态如何能这样业余和菜鸟？贵族统治时代早已成为过去，思维与言说的安全标准须随之改变。
眼下无论左翼或右翼的现代领袖，无论他们是高喊“人民万岁”
还是高喊“民主万岁”
，其实都是挑人多的地方站，自居民众公仆的角色，确证自己权力的合法性。
这当然没错。
民众利益确实是不可动摇的普世价值基点，是文明政治的宗旨所系，是一切恶政和暴政终遭天怨人怒的裁判标尺。
但有一些他们经常含糊其辞的话题还需要提出：
民众利益与民众意见是不是一回事？
民主所释放的民众意见又是不是可靠的民众意见？或者怎样才能成为可靠的民众意见？
这是一些基础性的哲学问题，民主的施工者们无法止步绕行。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算得上一个政坛老手。
在不久前出版的《对理性的侵犯》一书中，他指出“铅字共和国”
正在被“电视帝国”
侵略和占领，电子媒体已可以成功对民众洗脑，“被统治者的同意”
正逐渐成为一种商品，谁出价最高，谁就可以购买。
据他回忆，他的竞选班子曾建议投放一批电视政治广告，并预计这笔钱花出去以后，他的支持率可以提高几个百分点。
他开始根本不相信这种计算，但叫人大跌眼镜的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他是错的而助手们是对的张张支票开出去以后，支持率不多不少果然准确上升到了预估点位，民众的理性竟然如期被逐一套购。
人们不难看出，这个时代已用电视取代了竹简，已用光缆取代了驿道，很多人的大脑不过是一些电子声色容器，民意的原生性和独立性易遭削弱，民意的依附性与可塑性却正在增强。
在很多时候，政治就是媒体政治，民意可以强加给民众，由权力和金钱支配的媒体正在成为庞大的民意制造机，“可以在两周之内改变政治潮流”
（戈尔语）。
不仅如此，组织集会造势是要花钱的，雇请公关公司是要花钱的，“涮楼”
（港台语）拜票是要花钱的，延揽高人来设计候选人的语言、服装、动作、政策卖点等等也是要花钱的……美国总统竞选人都必须是抓钱能手，必须得到财团、权贵、部分中产阶级等有效出资者的支持，手里若没有一亿美元的竞选资金，就只能死在预选门槛之外。
一个中国的贪官也看懂了其中门道，因此贪污千万却一直省吃俭用家贫如洗。
据他向检察机构交代：他积攒巨资的目的就是为了有朝一日投入竞选（见海南省戚火贵案相关报道）。
可以想象，如此高瞻远瞩的贪官在中国何止一二？他们都已明白：只要大家都爱钱，烧钱就是购买民主的硬道理。
在一个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的情况下，在专制者几乎都转型为资产者的情况下，“一人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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