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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化一化到底，已经“化”
了的地方也还嫌化得不够，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接连出台，向自家园子里的经济国有成分和社会福利政策下刀，竟没有太多的反对派胆敢多嘴。
一个西方记者说，眼下除了梵蒂冈教皇和朝鲜，再没有人批评资本主义了。
这个话当然夸大不实。
但从全球的范围来看，现在还有多少共产党人或社会党人在继续憎恶利润和资本？还有多少听众会从这些政党的背影汲取自己生存的信心呢？也许，这是一个左翼人士不愿正视的问题，却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处境。
事情已经大变。
对变化的过程，当然还需要由历史学家做出更周详更精确更清晰的描述。
一个基本的现象，却不难在我们粗略的回顾中浮现，不难成为我们的视角之一：经过一个短短的周期，历史似乎又回到了原点——六十年代再版了三十年代，八十年代则是以西方一片炫目的现代化昌荣，使五十年代得到了追认和复活。
下一个十年，会怎么样？
再下一个十年或二十年，又会怎么样？
我听到未来正在一步步悄然而近。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物极必反，阴尽阳还；风水轮流转；七八年再来一次……中国人对历史演变规律的朴素把握，杂有过多神秘的揣测，两分模式也显得过于粗糙。
我对此不感兴趣。
我感兴趣的是，历史是被什么样的一只手在操纵？我感兴趣的是，不管是左还是右，一种思想是如何由兴到亡？一种体制是如何由盛及衰？它们是如何产生、然后耗竭了自己的思想活力和体制优势？如何获取、然后丧失了自我调整自我批判自我革新的机能？如何汇聚、然后流散了自己的民意资源和道义光辉从而滑向了困局——乃至冷酷无情的大限？
想一想这些问题，似乎显得有些傻。
三
切，是南美洲穷苦人民对格瓦拉简短的昵称，也几乎成了相当时期内在他们之间秘密流传的神圣暗语。
这个神圣的暗语生于一九二八年，是西班牙人和爱尔兰人的后裔，年轻时就习惯于独身徒步长旅，结识和了解社会最底层的卑贱者。
他所献身的革命游击战在古巴获胜之后，这位卡斯特罗的密友，这位全国土地革命委员会主席和国家银行行长，因为失望于胜利以后的现实，突然从所有公众场合销声匿迹。
一九六五年的十月，卡斯特罗公布他留下来的一封信，信中只是说因为其他国家需要我微薄力量的帮助”
，他决定去那些国家重新开始斗争。
这位命中注定的“国际公民”
，这位被哲学家萨特称为“我们时代完美的人”
，后来在刚果和玻利维亚等地的故事，我是从一部录像带里看到的。
录像带有些陈旧模糊，制作者显然是一个西方主流派的文化人。
在他的镜头下，格瓦拉消瘦苍白，冷漠无情，偏执甚至有些神经质，是一个使观众感到压抑和不安的游击战狂人。
即便如此，狂人在雨夜丛林中的饥饿，在群山峻岭中衣衫褴褛的跋涉，在战火中的身先士卒以及最后捐躯时的从容一还有孤独，仍然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里。
他流在陌生异乡的鲜血，他被当局砍下来然后送去验证指纹的双手，无疑是照亮那个年代的理想主义闪电一尽管关于他的录像带，眼下是最滞销的之一，最没有人要看的之一。
租带店的青年这样告诉我。
与格瓦拉同时代的吉拉斯，则是另一种类型的理想者。
与前者不同的是，吉拉斯不是选择了更左的道路，而是从右的方向开始了新的生命——当时他同样官阶显赫位极人臣，一九五三年出任南斯拉夫的副总统、国会议长，是铁托最为器重的同志和兄弟。
他的第一本书传入中国，是六十年代中期在部分红卫兵中偷偷翻印和传阅着的《新阶级》，与遇罗克的《出身论》同时不胫而走。
在我读过的一本油印小册子上，作者当时的译名叫“德热拉斯”
。
读到他的第二本书则是八十年代了，《不完美的社会》讨论了宗教、帝国主义、现代科技、所有权多样化、暴力革命、民主、中产阶级等问题，给我的印象，作者对这个世界有清醒的现实感，拒绝相信任何“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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