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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这样的说法同样深信不疑。
他们甚至把许多当代重要的历史事件，同样进行巫化或半巫化的处理。
一个陌生的铜匠进村了，他们可能会把他当作已故国家领袖的化身，崇敬有加。
某地的火灾发生了，他们也可能会将其视为自己开荒时挖得一只硕鼠鲜血四溅的结果，追悔莫及。
他们总是在一些科学人士觉得毫无相干的两件事之间，寻找出他们言之凿凿的因果联系，以编织他们的想象世界，并在这个世界里合规合矩地行动下去。
他们生活在一块块很小的方言孤岛，因语言障碍而很少远行。
他们大多得益于所谓“鱼米之乡”
的地利，因物产丰足也不需要太多远行。
于是，家门前的石壁、老树、河湾以及断桥便长驻他们的视野，更多地启发着他们对外部世界的遐想。
他们生生不息，劳作不止，主要从稻米和芋头这些适合水泽地带生长的植物中吸取热能；如果水中出产的鱼鳖鳝鳅一类不够吃的话，他们偶尔也向“肉”
（猪肉的专名）索取脂肪和蛋白质一那也是一种适合潮湿环境里的速生动物。
这样，相对于中国北部游牧民族来说，这些巫蛮很早以来就有了户户养猪的习惯，因此更切合象形文字“家”
（屋盖下面有猪）的意涵，有一种家居的安定祥和景象，更能充当中国“家”
文化的代表。
他们当然也喜好“番（泊罗人读之为ban）椒”
，即辣椒，用这种域外引入的食物抵抗南方多见的阴湿瘴疠；正如他们早就普遍釆用了“胡床”
，即椅子，用这种域外传来的高位家具，使自己与南方多水的地表尽可能有了距离。
“番”
也好，“胡”
也好，记录着暧昧不明的全球文化交流史，也体现出蛮巫族群对外的文化吸纳能力。
当欧洲一些学者用家具的高低差别（高椅低凳，高床低榻，等等）来划定文明级别时，这些巫蛮人家倒是以家具的普遍高位化，显示出在所谓文明进程中的某种前卫位置，至少在印度人的蒲团（坐具）和日本人的榻榻米（卧具）面前，不必有低人一等的惭愧。
我们可以猜测，是多水常湿的自然环境，是农业社会的定居属性，促成了他们这种家具的高位化。
当然，我们还可以猜测，正是这相同的原因，造成了他们的分散、保守以及因顺自然的文化性格，无法获得北方部族那种统一和扩张的宽阔眼界，更无法获得游牧部族那种机动性能和征战技术，于是一再被北方集团各个击破，沦落为寇。
我曾经发现，这里的成年男人最喜欢负手而行，甚至双手在身后扭结着高抬，高到可以互相摸肘的程度。
这种不无僵硬别扭的姿态，曾让我十分奇怪。
一个乡间老人告诉过我：这是他们被捆绑惯了的缘故。
这就是说，即便他们已经不再是战俘和奴隶，即便他们的先民身为战俘和奴隶的日子早已远去，无形的绳索还紧勒他们的双手，一种苦役犯的身份感甚至进入了生理遗传，使他们即便在最快乐最轻松的日子里，也总是不由自主地反手待缚。
这种遗传是始f黄巢、杨么、朱元璋、张献忠、郝摇旗、吴三桂给他们带来的一次次战乱，还是始于更早时代北方集团的铁军南伐？这种男人的姿态是战败者必须接受的规范，还是战败者自发表现出来的恐慌和卑顺？
已故的湘籍作家康濯先生也注意过这种姿态。
作为一种相关的推测，他说荆楚之民称如厕为“解手”
（在某些文本里记录为‘解溲’），其实这是一种产生于战俘营的说法。
人们都被捆绑着，只有解其双手，才可能如厕。
“解手”
一词得到普遍运用，大概是基于人们被捆绑的普遍经验。
他们远离中原，远离朝廷，生活在一个多江（比如湘江）多湖（比如洞庭湖）的地方，使“江湖”
这一个水汪汪的词不仅有了地理学意义，同时也有了相对于“庙堂”
的社会和政治的意义。
当年屈原的罢官南行，正是一次双重意义上的江湖之旅。
传统的说法，称屈原之死引起了民众自发性的江上招魂，端午节竞舟的习俗也由此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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