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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抵抗“西洋文化”
的演讲时只言中、日，对朝鲜半岛的忽略态度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了。
为此，对他充满敬意的朝鲜人也不得不将这种大国主义斥之为“轻率”
和“卑劣”
。
其实，众多中国的现代精英岂止是心目中没有“亚洲”
（即没有东亚、南亚以及中亚），他们的“欧洲”
视野里其实也只有繁华的西欧，不会有东欧或者南欧；他们的“美洲”
视野里其实也只有闪光的美国和加拿大，不会有墨西哥和尼加拉瓜这样较为弱小的存在。
强盛和威权成了人们注目的焦点，成了人们逢迎或者竞争的对象，也就成了人们在建构地理版图和文化版图时的有色镜。
这当然没有什么奇怪。
因为这同样是俄国的一般情形：尽管他们的大部分国土延绵于亚洲，尽管当年拿破仑将莫斯科称为“亚洲的都市”
，但有多少俄国人愿意接受亚洲人的穷酸身份？如果不是由于亚洲经济六十年代以后出现繁荣，俄国首脑是否愿意屈尊于“亚太经合”
论坛来凑热闹？这当然也是其他国家的一般情形：很多日本人士不是早就耻于与俺们为伍而主张“脱亚入欧”
么？很多英国人士不是一直暗续帝国余风因此将自己视为欧洲之外的“大（哉）不列颠”
么？
一旦跨越国界，以求生存、求发展、求昌盛为主题的民族现代化就常常有排他品格和霸权品格。
国界那一边的启蒙和解放（如欧洲的自由主义体制），常常成为对国界这一边的歧视和压迫（如当年欧洲的殖民主义扩张），这就是内外有别的潜规则，就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曾经扮演过的双重角色，也是梁启超等中国精英曾经想扮演而不得的角色。
当然，民族国家并不是实现现代化的唯一政治载体和利益单元。
在即将完结的这个二十世纪，伴随着工业革命的机声隆隆和黑烟滚滚，跨国的地区主义或世界主义同样并不鲜见，一次次进入中国人的历史记忆。
“大东亚共荣圈”
臭名昭著，这大概也是很多中国人对“东亚”
一类概念深怀戒心和兴奋不起来的原因之一。
韩国学者申正浩先生认为，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亲日派（朝鲜）”
和“汉奸（中国）”
中确有不少卖身求荣之徒，对他们仅仅施以道德谴责却只能是过于简化历史。
他们中至少有一部分人，确实曾幻想着借日本的实力来实现“亚洲复兴”
或者“东亚复兴”
，以抵抗白人殖民统治和西洋文明侵压。
这与道德没什么关系。
这一点在东南亚和南亚有些国家表现尤为突出。
当法国、英国殖民政府在日军的攻击下溃败之际，当地一些自由派人士和普通百姓，对共产国际联英、联法以抗击法西斯的战略部署怎么也想不通，甚至一度欢呼民族的“解放”
，出门夹道欢迎黄皮肤的日军。
汪精卫在越南发表亲日理论，正是以这一情况为背景。
只有当大和种族优越感演化成血腥的屠杀和掠夺之后，很多人的“亚洲梦”
或者“东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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