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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从内心深处是不是想成为下一条经济小龙，也并非不是一个疑问。
经济就那么重要吗？技术就那么重要吗？是的，他们使用着很小的语种，在周边各大文化板块的夹缝中几乎孤立自闭，因此他们在接受日本汽车、韩国商场、德国移动电话、美国宾馆和芯片、中国食品和饮水机的时候，可能在人文和科学方面留下诸多巨大的空白。
但那又怎么样？他们因此而变化得暂时缺乏深度，可能没有自己的完善工业、强势外交、巨额金元以及足够多的世界级思想领袖，更没有称霸世界的导弹和反导弹系统，但那样的日子就一定黯淡无光？就一天也过不下去？
不，与很多人的想象相反，在我看来，蒙古算不上世界上的富强之地，却一定是世界上的欢乐之乡，比如说是歌声、酒香以及笑脸最多的地方。
走进这里的任何一扇家门，来人都是贵客。
只要席地坐成一圈，大家就成了兄弟姐妹。
只要端起一碗奶酒，优美而且不胜其唱的长调便会油然而起。
牧人不太喜欢也不太信任没有醉倒的朋友，哪怕是对一个乞丐，也得让你醉成一团烂泥方才满意地罢手。
牧人也不太相信自然资源有什么权属，一只鹰或者一只兔子，反正是天地间的东西，只是撞到枪口上了，任何一个过路人都可以入门分享。
一个蒙古诗人对我说你要知道，蒙古人的天是最干净的天，蒙古人的血是最干净的血。”
这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还有支撑这种自豪感的习俗传统和心智特点，穿越一个又一个世纪的风霜，居然从未被外来的文化摧毁。
苏联式的革命浪潮，在这里留下了很多马克思的画像和列宁的语录墙；美国式的市场浪潮，使这里都市人的穿戴已从头到脚与东京人或汉城（注：2005年更名为首尔）人无异。
但这些都像是一种表面涂刷和覆盖，并未动摇蒙古文化纵深的岩层，比如从未动摇过他们对成吉思汗一类前辈英雄的崇敬，绝没有中国式的大挖文化袓坟，一次次狂热地“倒孔”
和“批孔”
。
构成这种文化恒定的很多原因中，当然包括了语种。
坚守在一个小语种之内，没有完备的翻译体系、出版体系、研究体系，恰好形成了一种死角屏蔽，一种抗震性能最好的微型坚壳，使任何文化冲击都在这里被减弱为余波，任何文化淹没都在这里被过滤为点滴——他们因此而可能无缘于现代变革的迅疾和彻底，但也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现代变革带来的种种心智内伤，比方说避免了一窝蜂“斗私批修”
或者一窝蜂“斗公批社”
的痛苦震**。
弗洛伊德、霍布斯、尼采、斯密等等，当九十年代的中国人被这些思想体系折腾得心事重重和浮躁不宁的时候，陌生的西洋人名与草原照例没有太大的关系。
蒙古同样在进行改革和发展，但他们必然走上自己独特的旅途，其体制仿造不免要打下诸多折扣，比如有了私有制，也只是变形走样的凑合，至少没有普遍的焦虑、轻薄、冷漠以及阴狠为之打底，或者说很难得到深层文化的支持。
相反，除了一些生冷怪异的外国资本进入，这里的所谓市场经济比世界任何地方都可能更多一些温暖，常常让位于豪爽慷慨的天性，让位于你我不分公私相济的部落遗风：账不一定算得很清楚，骑手之间传统的礼仪和风采却断不可少。
这使他们仍然有一份淳朴和豪放，有一种从容放歌的心胸。
他们是真的想歌唱，真的想用歌声来抚摸遥远的高山和天空。
一位副省长，一位司机，一位乡村教师，一位牧羊少年，我所见到的这些人一旦放开歌喉就都成了歌手，卸下了一切社会身份，回归蒙古人两眼中清澈的目光，并透过这种清澈来读解世界和生命。
他们似乎以歌立命，以歌托生，总是沿着歌声去寻找自己的生活，寻找一种只能属于蒙古人的今天和明天。
当乌兰巴托街头已经车水马龙，他们也只是把高楼当作新的毡包，把汽车当作新的骏马，把汽油和煤当作新的草料，甚至把多党制的国会当作多部落联合议事的金顶大帐，血管里仍然奔流着牧人们火一样的乐句。
养育我的这片土地
当我身躯一样爱惜
沐浴我的江河水
母亲的乳汁一样甘甜
这就是蒙古人
热爱故乡的人
我在毡包里学会了这首《蒙古人》。
我得承认，我在这里度过了一辈子中唱歌最多的时光，实现了我似梦非梦的天堂之旅。
2002年9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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