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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神话中男权取代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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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财产的积聚，生产的不断发展，男子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逐渐提高。
又，随着人们对男性在生育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的了解，男性取代女性成为社会的主宰已大势所趋。
由母权制转化为父权制，其间是经历过激烈的冲突的，女性多少万年积累下来的权威遭到挑战，其震**是空前的。
人们大都从希腊神话中去考察这一演变的过程。
巴霍芬从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俄瑞斯忒亚》里看到了母权制及其垮台，恩格斯给予了高度评价。
保尔·拉法格（PaulLafargue）继承这些观点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说：“希腊人的奥林普像其他野蛮人的死后的住所一样，对于一切死者，无论是男是女，都是开放的；但是当宙斯战胜了母权制的保护者提坦（Titans）并在奥林普树立了父权制时，他就驱逐了克洛诺（Kronos）、贾亚、得麦特和其他的母权制时代的神；他给人的灵魂封闭了奥林普而只留给那些支持他的事业和承认他的父权统治的灵魂。”
[7]拉法格在许多地方都是以神话传说来论证父权制和母权制的斗争的，似乎离开了神话，所谓父权制取代母权制的过程便无法描述。
拉法格的贡献在于他把这个过程看成一个漫长的历史变更，并对这一过程中的冲突有深刻的阐述。
他认为两性冲突的实质是：“一个要保存自己在家庭中的崇高地位，另一个则要削弱前者的这种地位。”
[8]埃及的神话中也表现出这一特点，男人们宣称他们在种族繁殖的行为中担任主要角色，女人们不过像果实的外壳只是承受和培养自己的胎儿而已。
埃及的女人则说没有男人的协作也能怀孕。
埃及的母亲之神莱斯（h）给了萨伊（Sais）城一句挑衅性的题词：“我是过去、现在和将来存在的一切，谁都不能掀起我的外衣；太阳是我所生的果实。”
埃及人的神鸟——兀鹰没有雄性，埃及人认为，雌兀鹰依靠风力就能怀孕，这就意味着，男性与生育无关，这是一种跟男性抗衡的神话。
人类各民族的神话广泛地记载着这种冲突的发生。
父权制取代母权制并非空幻的神话，而是确实发生过的一个历史过程。
父权制的成立有一个标志，即一夫一妻（含一夫多妻）制家庭的形成。
此时，男子掌握了大量的私有财产，并以父系确定继承关系。
在当今尚处于原始社会状态的民族的婚姻状况里，有着丰富的从母权制向父权制转化的材料。
宋兆麟等人所著《中国原始社会史》中汇集丰富的调查报告，向我们展示了这一过渡时期错综复杂斗争的生活画面。
云南纳西族和普米族流行走婚，这当是男子地位低下的证据。
但是，这里男子的地位在逐渐提高，表现在婚制方面则是嫁娶制的产生。
嫁娶制相对于走婚制是一个新生事物，它将极大地对女性产生限制作用，因而遭到了女性的强烈反抗。
永宁纳西族在开始实行男娶女嫁后，其中许多妇女婚后不是另外过走婚生活，就是逃回娘家，与丈夫分居两地，自己又过起走婚生活。
普米族的女子逃婚后男子再迎娶，女子还会再逃走，这样一而再，再而三，有的妇女三十多岁才落夫家。
我国的苗族、瑶族、侗族、布依族等在新中国成立前还流行不落夫家的习俗，不落夫家则意味着母居制，男人便没有充分的对女人的权力，所以冲突不可避免。
布依族为了表明对女性的占有，有戴“假壳”
的仪式。
妻子与丈夫结婚后不落夫家，男方须在特定的季节，率人强行给妻子戴上“假壳”
，女子才移住夫家。
布依族女子反对从夫居，每逢戴“假壳”
季节，已婚女子如临大敌，提心吊胆，可见她们对母居制是相当留恋的。
但是，被戴上“假壳”
已不可避免，父权制已降临到她们的头上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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