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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求仙不成成一话柄流于口谈诗文之中。
郭璞《游仙诗》云:“燕昭无灵气,汉武非仙才。”
[30]这是就《汉武帝内传》中西王母的评论而发的。
王母称:“刘彻好道,然形慢神秽,虽语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
帝王求仙不成平民成,不外乎说平民德高而帝王德薄,好大喜功者不能成功,而省欲去奢者化去。
淮南王刘安在升仙时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据说并未上天,原因是“少习尊贵,稀为卑下之礼,坐起不恭,语声高亮,或误称寡人,于是仙伯主者奏安云不敬,应斥遣去。
八公为之谢过,乃见赦,谪守都厕,三年后为散仙人,不得处职,但不死而已”
[31]。
这里倒不是批评他的篡逆之罪,而是批评他像武帝那样,不懂“卑下之礼”
。
神仙家的理想激起了统治者的欲望,但神仙家们并不接纳他们,尤其是神仙故事的编撰者们,他们以不跟统治者并列以显示自我的高尊,又以统治者求仙的失败去警告他们少欲去奢,并作自我精神胜利。
他们对武帝的嘲笑,集中体现出跟正统势力的不合作态度。
与李家道那种强烈的进取不同,神仙道则表现出明显的退守情绪。
他们以不合作显示自己的力量,不愿求取富贵功名,宁愿享受神仙那份独特的自由与宁静。
李家道及形形色色的谶语宣告某当为王的行为,其价值观的本质跟正统的当局者是一样的:他们要夺取最高权力,成为社会的主宰,或许他们的社会理想有所不同,但取万乘之位,居天下之尊,却与统治者无二致。
神仙道却完全不同,他们的价值观与帝王对荣华富贵的追求迥异,他们把生命永恒、自由逍遥视为最高的理想。
这种在野情绪无意去窥伺皇家宝座,当局者可无忧其反叛逆乱,可是,他们把帝王生活说得粪土一般却让统治者遭到了真正的伤害。
这些神话故事带来了这样的后果:要么是帝王轻万乘,不爱江山爱神仙,把皇帝和当权者都拉入了神仙道的怀抱;要么是民众蔑视主上,使王权丧失威望,富贵王权变成一团无人理睬的破烂儿。
二者的力量都不可轻视。
《神仙传》里有许多这样的故事,如《玉子传》:
玉子者,姓章名震,南郡人也。
少学众经,周幽王征之不出,乃叹曰:“人生世间,日失一日,去生转远,去死转近。
而但贪富贵,不知养性命,命尽气绝则死。
位为王侯,金玉如山,何益于灰土乎?独有神仙度世,可以无穷耳!”
把王侯与神仙比,前者轻后者重,前者是灰土,他们的所作所为还有什么价值呢?
左慈的价值观里,则将高官财富归入了将人引向死亡的诱因:“高官者危,财多者死,当世荣华,不足贪也。”
[32]学道便可免除这种恐怖,如果说玉子把王侯富贵视为灰土仅是一种无益的东西,左慈则把高官财钱当作了致人死命的有害的东西。
这些故事流露出的明显蔑视权贵的倾向极大地动摇了既存的价值体系,其破坏性是空前的。
无论是李家道借神话引起的武装斗争还是神仙道对正统价值观的破坏,道教神话的异端倾向是明显的,它们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正统势力的主要反对者。
对于前者,统治者只能借助武装力量加以扑灭,并宣布其为“左道”
“邪道”
;对于神仙道,他们似乎找不出更好的对付办法。
一方面统治者本身大多对神仙道心向往之,另一方面不少神仙家也依附帝王,双方反呈合作状,所以神仙与皇帝间表现出既合作又对抗的局面,这种矛盾成为神仙神话故事中的主体矛盾。
神仙世界跟现实的污浊和丑陋形成了鲜明对比,它寄托了美好的理想,也得到了各阶层人民的欢迎,神仙道的神话故事便显现出顽强的生命力来。
尤其是到了后期,神仙故事脱离了神仙家的书本,走入民间,如八仙故事、天仙配等,它们广为流传,为人们追求美好理想、向往自由社会插上了飞翔的翅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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