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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神仙之书，听之则洋洋盈耳，求其效，犹握风而捕影。”
然斥神仙家虚诞，自己宣扬佛教也还得凭神话。
牟子希望别人在学佛时说：“尧舜周孔且犹学之，况佛身相好变化，神力无方，焉能舍而不学乎！”
他把佛说成了一个神通广大的神，而不是一个修行者，这当然是对佛形象的歪曲，但为了征服大众，以神话开路却是传播的最佳途径。
把佛的形象夸张得奇异，也遭“惑人”
非难：“云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何其异于人之甚也？殆富耳之语，非实之云也。”
牟子曰：“谚云，少所见，多所怪，睹骆驼言马肿背。
尧眉八彩，舜目重瞳子，皋陶鸟喙，文王四乳，禹耳三漏，周公背偻，伏羲龙鼻，仲尼反頨，老子日角月玄，鼻有双柱，手把十文，足蹈二五，此非异于人乎？佛之相好，奚足疑哉！”
牟子面对攻击，只好借助中国传说的神话人物来反击，以将佛祖的怪诞形象合理化。
佛教神话初入中土，只得处处依凭着孔老之书的可乘之机以求生存，故牟子口口声声都在列举孔老之言，而实质上都是在为佛教张本。
《理惑论》以三十七篇答问宣扬了佛教神话与粗浅的佛理，对种种非难，尤其是神仙学说展开了批判。
在全文结束时这样写道：“于是惑人闻之，踧然失色，叉手避席，逡巡俯伏曰：鄙人矇瞽，生于幽仄。
敢出愚言，弗虑祸福。
今也闻命，霍如汤雪。
请得革情，洒心自敕。
愿受五戒，作优婆塞。”
十分自得地宣扬了传道理惑的胜利，使“惑人”
得以皈依。
其实，“惑人”
没有这样简单就接受了佛教，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还仅仅是开了个头，尖锐的斗争还在后头。
佛教传入之初，最高统治者并没有反对的意思，所谓秦始皇囚室利妨之说乃后人所伪托。
佛教初入跟中国文化呈合作态度，《理惑论》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它依托孔老经典，在神仙学说发起攻击后才予以反击。
汉家皇帝对此予以宽容，如明帝对楚王英之信佛显然持赞赏态度，桓帝“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
，佛教在汉代皇帝那里得到了崇尚。
汉代的佛教，其底牌没有完全摊开。
出现在人们面前的佛教可能是跟黄老道有些相似的，所以人们往往把黄老、浮屠连称。
如楚王英并好黄老、浮屠，而桓帝时宫中同立黄老、浮屠祠。
按照襄楷的理解，是“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
[18]。
这样的佛教可谓无害于统治，不可能像太平道那样刮起强大的反叛风暴，相反，它还有利于社会安定，与太平道、西王母崇拜相比，它要温和得多，所以统治者接纳了它。
这样，作为一种异端的外来佛教神话，在中国一开始并没有被主流文化所排斥，而且被安然地植入中国文化的母本上。
同样作为异端文化，黄老道对佛教忌讳颇深。
摆出老大姿态去凌压佛教，这种表现首先是神话的表现。
《后汉书·襄楷传》中襄楷上书有称：“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
这大概就是所谓“老子化胡”
的先声，成为后来道佛两教神话冲突中的一个重要话题。
道佛两教神话冲突的序幕于是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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