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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则另有一套办法防制你。
如每一衙门满汉夹用，外省督、抚则多用满人少用汉人等。
这样还不够，满洲人最高明的政策，是存心压迫中国知识分子，而讨好下层民众，来分解中国社会之抵抗力。
他们一面在怀柔藩属，压迫中国。
一面在羁縻中国智识分子，来减轻抵抗。
又一面是压迫知识分子，而讨好下层民众。
这样三方面用心，可谓是很周到的。
康熙、雍正，也都是很能干的皇帝，经他们统治，中国无言论自由，也没有结社、出版自由，而还不断有十分可怕的文字狱。
种种压迫，而智识分子无法违抗，同时正因为他们还懂得讨好民众。
清代有所谓“地丁摊粮”
的办法，只收田租，不再要丁口税。
这是他们自己夸许所谓“仁政”
的。
在康熙五十年，当时全国人口统计，共二千四百六十二万口；从这年起，清廷下诏永不加丁赋即人口税；而人口则还是调查，五年一编审，但丁赋永不再加了。
实际上，这一规定，并不算得是仁政。
因从中国历史讲，两税制度，早把丁税摊派入地租。
后来还要农民服差役，或者出免役钱，这是后来的不对。
王荆公制定了免役钱，过些时，人民又要当差了，所以明朝才又提出一条鞭法来，再拿差役归人于地租。
满洲人跑进中国，一切都照明制，田赋额也照万历年间的则例征收；那么差役已经摊在田租里。
而此下还是照样要差役。
到了康熙时，再来一次“地丁合一”
。
这还是照着中国历史的惰性在演进，朝三暮四；最多恢复了明代万历时旧额，其实并此而不能。
这那好算得是仁政？何况地丁合一后，实际上赋税还是在增加。
所以这一办法，很快就失其讨好民众的作用。
而且就基本说，人口税加进地税，将来人口愈增，就形成人民对国家不负责。
直到现在，中国一般人民，除非有田地房屋，否则对国家就像不要负什么责任似的。
这实在也不算是好制度。
总之，清代在制度上，实在也没有几项值得我们今天之再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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