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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先代明君们留下的宝贵经验，后世君主大多没有足够的重视，像宋代就是专任儒术，过于侧重文治，重文轻武导致瘸腿亡国的典型案例。”
“再说汉宣帝早年多用循吏，但后期与汉武帝一样也偏爱酷吏。
宣帝的太子刘奭‘柔仁好儒’觉得宣帝用法太重，跑去和他爹刘询提意见了，说爸爸你应该重用儒生。
这是不是似曾相识？当然了只是相似，却不相同。”
“卫太子刘据也觉得汉武后期朝廷用法过重，但两者又有些区别。
卫太子不认同酷吏，觉得酷吏用刑过严，但他并没有跑去和汉武帝说什么皇帝这么干不行，应该怎样怎样，也没觉得朝廷要专任儒生。”
“说皇帝执政问题和觉得刑罚太重这完全是两种概念，如果刘据也和刘奭一样对皇父指手画脚，以汉武帝晚年的脾性，太子可能就不用江充等人来构陷了。
且汉武帝虽然该怎么干还是怎么干，但对儿子的想法是赞许，也允许儿子和他不一样干。”
“不同于卫太子觉得坏事都是酷吏干的，我爹是明君，然后汉武帝觉得我儿子说的都对，虽然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的父子最后竟然是悲剧收场了。
面对太子刘奭的指手画脚，汉宣帝是很生气的，并且说了一番对于储君而言可以说是非常严重的话。”
“对于太子的指责，汉宣帝的回答是‘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注1】’就是说俗儒不能洞察世事变化，喜好厚古薄今，担不起治理国家的重任，万不能专任儒术。”
“汉宣帝对专用儒术的弊端，是一阵见血啊。
前面我强调过国与国的交往应首重利益，凡事应以维护本国利益为要。
内政需要德政，但其实也是需要利益的。
如果朝廷的官员只晓得之乎者也圣人之言，不懂经济民生，那国家就无法长久。”
“儒家过于看重所谓德教，但这德教又常浮于表层。
莫说治国不能专用儒术，纵观历史，流芳百世的名臣，即便读四书五经出世，又有哪个会所学仅限于儒。
传世名臣基本在儒术外也会精通经济、民生、律法等，甚至更偏门的学识。
比如唐代明相狄仁杰、宋代名臣包拯等，又如被誉为法医之祖的宋慈。”
“宋慈师从朱熹的弟子吴稚，在太学时深得主持太学的理学大家真德秀看重，根正苗红的儒家理学一脉，进士出身。
可宋慈却没有儒生的酸腐，愿意专注于刑狱，因其认为‘狱情之失，多起于发端之差，定验之误’，亲自研究被视为贱业的验尸之道，并写下了之后历代刑狱官案头必备的参考书《洗冤集录》。”
“在现代，对于刑事案件审之又审是大众认知，但在古代全尸入土为安甚至超过死者的冤情。
验尸被视作贱业不说，许多时候都是遮遮掩掩，家属宁愿死者枉死都不让检查就更不要说解剖了。
宋慈正统儒生进士及第的官员，却能实践并写出《洗冤集录》在那个时代绝对是惊世骇俗的存在。”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每一行的祖师在其所在的时代都是惊世骇俗的存在。
因此这样的人终归是少数，就整体而言，儒家更多一些死读书的贱儒，他们大多没有那么懂得洞察世情，许多时候对本国百姓尚且没有做好教化之德，却妄想以德来感化四夷。”
“典型的案例就是怂宋，主动给别人送钱送地，一厢情愿觉得别人会感恩，这种想法真是愚蠢至极。
当然了，现代社会这种圣母也不少，欧洲不就经常有‘真善美’的少女去帮助他国难民最后被女干杀，亦或是好心收留他国难民最后被鸠占鹊巢，然后受害人父母还对凶手给予了祝福绝不仇恨吗？”
“我是不懂这种情操，并大受震撼，以及幸好我们的主流思想不是如此。
当然还是需要警惕，警惕被这类蠢物控制主流思想。
夷狄畏威而不怀德，你想要教化，没有问题，但你必须先将他打趴下才能加以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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