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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朱一新的奏折并未提供具体的证据来支持他的指控。
在此期间，李莲英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表现得相当谨慎。
根据维新派人士王照的说法，醇亲王每次接见文武官员时，都会让李莲英在场，目的是为了表明自己没有揽权的意图，并且让李莲英作为见证人。
而李莲英本人则谨言慎行，穿着朴素，甚至亲自为醇亲王拿旱烟袋，显示出一种低调的态度。
回到住处后，他更是闭门谢客，不与外界接触。
五、朝臣抨击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的惨败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强烈反响。
面对如此巨大的军事失败，人们不敢直接批评慈禧太后，因为批评她等同于挑战皇权，这在当时是极其危险的行为。
因此，批评的矛头转向了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以及与他相关的其他人物，其中包括李莲英。
在当时的背景下，李莲英作为慈禧身边的重要人物，自然成为了众矢之的。
陕西道监察御史恩溥、福建道监察御史安维峻、吏科给事中褚成博等人纷纷上奏，指责北洋海军将领贻误战机，并与总管太监李莲英有不正当的往来。
特别是安维峻的奏折中提到，“和议出自皇太后，李莲英实左右之”
，暗示了李莲英在对日政策决策中的影响。
这句话成为了当时抨击李莲英干预朝政的一个重要依据。
然而，安维峻的真实意图其实是希望慈禧不再事事牵制光绪皇帝，并要求严厉处置李鸿章。
他在奏折中提及李莲英，只是为了强调宫廷内部存在影响决策的力量，而不是直接针对李莲英个人。
慈禧对此反应强烈，以皇帝的名义发布上谕，强调所有国事都必须听从皇太后的旨意。
安维峻也因此被以“离间”
皇太后与皇帝的罪名革职充军。
朝臣们对李莲英的抨击之所以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主要是因为他们大多基于道听途说的信息，缺乏确凿的证据。
清史研究者指出，当时有许多希望在地方上谋取官位的人试图通过李莲英来疏通关系，但是否真的成功影响到了慈禧的决策，却是无人能够确定的事情。
毕竟，慈禧的个性喜怒无常，即便是李莲英也不敢轻易插手政事。
六、敲诈官员关于李莲英是否干预朝政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尽管缺乏确凿证据，但在贪财方面，李莲英的名声却是众所周知的。
曾任怀来县知县的吴永在其着作《庚子西狩丛谈》中，记录了一段关于李莲英利用职权敲诈官员的经历。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及百官逃离京城。
吴永在这次逃亡过程中担任粮台会办，负责管理钱粮。
他回忆道，当他们到达山西后，慈禧的排场越来越大，所有的费用都由地方承担，而太监们则借此机会勒索钱财。
吴永提到，即使是普通的小太监，也需要几两或十几两银子来打发，而对于总管太监来说，没有一百两左右的银子是绝对不够的。
这反映出当时太监们利用自己的职位便利，从地方官员那里获取额外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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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李莲英等人还利用各种机会敲诈勒索朝中办事官员。
例如，江宁织造是内务府设在南京的一个机构，负责为宫廷提供绸缎服装和其他御用品。
每当江宁织造需要向宫中请示并领取图样时，这便成为了李莲英等人索要钱财的机会。
光绪十二年（1886年）八月初三，江宁织造驻京人员来煜在给江宁织造广厚的一封信中提到，李莲英在他们领取图样时勒索了120两白银。
来煜在信中表达了无奈，他写道，如果是其他人，或许可以用好言好语来磨，但李莲英作为总管太监，却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角色。
事实上，以慈禧太后的精明和老练，她不可能完全不了解身边太监们的种种行为。
然而，只要这些太监没有直接干预朝政，并且能够让她感到舒适和满意，那么他们在钱财上的贪污行为，在慈禧眼中似乎是微不足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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