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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行前，他力荐正在丁忧在家的江西巡抚沈葆桢接手船政事务，并亲自前往宫巷拜访沈葆桢，希望他能出山主持大局。
尽管左宗棠两次探望，但沈葆桢均以“重孝在身”
为由婉拒。
到了同治六年（1867年），朝廷最终还是决定任命沈葆桢接替左宗棠，出任福建船政大臣，全权负责福州船政局的建设和运营。
此时正值洋务运动兴起时期，左宗棠在福州创办的造船厂尚未开工便离开了，因此沈葆桢上任后立即着手推进各项工作。
他首先建立了船坞和机器厂，并附设艺童学堂，培养未来的造船技术人才。
在他的领导下，福州船政局迅速发展起来，先后建造了20艘船舰，分布于各重要海港，显着增强了中国的海上防御能力。
同治七年（1868年）正月，沈葆桢又创办了艺圃，学制为五年，专门培养监工和技术管理人才，进一步完善了人才培养体系。
沈葆桢在船政方面的卓越表现赢得了朝野上下的一致认可。
然而，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
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船民漂流到台湾被高山族人民误杀，发动了侵台战争。
面对这一危机，清廷决定派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赴台办理海防事务，并兼任处理各国通商事务的大臣。
沈葆桢抵达台湾后，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当地的防御力量，同时积极与日本方面进行谈判，最终成功促使日军撤退。
更为重要的是，在处理台湾事务的过程中，沈葆桢展现出了远见卓识，提出了多项促进地方发展的政策。
其中包括解除内地渡台禁令，允许更多民众迁徙至台湾定居；在台北设立府衙，加强对台湾地区的行政管理；修建道路，改善交通条件；鼓励开采煤矿等自然资源，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这些举措不仅有效提升了台湾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为台湾的近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抵御外侮
19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扩张，中国边疆地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特别是台湾地区，先后遭受了美国、日本和法国的入侵威胁，成为当时边疆危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中，日本的侵略行为尤为突出。
经过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对外表现出极强的侵略性，并将目光投向了邻近的中国，尤其是对台湾怀有觊觎之心。
同治十年（1871年）十二月，两艘琉球贡船因风暴漂至台湾，船上54人被当地居民杀害，另有12人幸存并获救。
这一事件为日本提供了出兵台湾的借口。
当时，日本国内矛盾尖锐，“征韩论”
引发的政治危机促使政府寻求外部战争来转移内部压力。
同治十三年（1874年）四月四日，日本正式设立了侵台机构——台湾都督府，并组成征台军。
五月十日，日军中将西乡从道率领3600多人在台湾琅峤登陆，目标直指牡丹社和高士佛两社。
经过一系列战斗，日军占领了石门、牡丹社等地，并建立了军事基地，准备长期占据台湾。
清政府起初对日本的侵台行动并不知情，直到四月十九日通过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才得知此事。
五月十一日，清政府向日本发出照会进行诘责，并于十四日任命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赋予他处理日本侵台事件的军事外交大权，率军前往台湾。
沈葆桢抵达台湾后，一方面积极与日本交涉，要求其撤军；另一方面迅速加强全岛防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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