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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北伐军逼近天津，北京形势危急。
在这种情况下，咸丰帝任命奕?为署领侍卫内大臣，负责京城的安全防御，并允许他佩戴先帝生前所赐的白虹刀，以此彰显其地位的重要性。
同年十月，奕?正式进入军机处，打破了清朝皇子不得干预政务的传统。
此后，他在一系列重要职务中表现出色，包括管理三库事务、担任宗人府右宗正等，逐渐成为朝中的核心人物之一。
然而，随着奕?权力的增强，兄弟之间的矛盾也开始浮出水面。
1855年（咸丰五年），奕?的母亲康慈皇贵太妃病重。
奕?请求咸丰帝尊封其母为皇太后，以示敬意。
咸丰帝虽然迫于抚育之恩不得不答应，但在丧仪上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降低其规格，比如采用明朝而非本朝惯例，且不将康慈皇太后祔庙。
这种做法明显是在强调嫡庶之别，令奕?深感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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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母亲去世后的悲痛时刻，奕?又被指责在办理丧事时疏忽大意，咸丰帝借此机会解除了他的军机大臣和宗人府宗令等职务，命令他回到上书房读书，仅保留了一些较低级别的职务。
这一系列打击无疑加剧了两人之间的裂痕。
直到1857年（咸丰七年）五月，奕?才得以复出，重新担任镶红旗蒙古都统等职，但这已无法挽回兄弟间彻底破裂的关系。
三、临危受命在19世纪中叶，清朝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
太平天国起义席卷了南方，严重动摇了清廷的统治基础；同时，英法联军从南向北推进，威胁到了京师的安全。
在这样的背景下，年轻的恭亲王奕?展现了他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果敢的行动力。
咸丰八年（1858年），奕?单衔上奏反对派遣耆英前往天津议和，并提出了一系列强硬的对外政策建议。
他认为，面对英法联军的侵略，不应一味示弱，而应积极防御，甚至主动出击。
奕?还建议秘密调动地方武装力量攻击广州和香港，以牵制敌军。
这一系列提议反映了奕?坚决主战的态度，也得到了朝廷主战派的支持。
然而，咸丰帝的态度却摇摆不定，时而主张和平解决，时而又表现出强烈的主战情绪，这种矛盾的态度使得朝廷难以形成统一的决策。
尽管如此，奕?仍然被委以重任。
同年五月，他被任命与惠亲王、惇郡王及军机大臣等处理擅自回京的耆英事宜。
随后，奕?再次提交了一份反对签约的奏折，反对开放长江口岸诸埠的条款，并提出了具体的制敌方针。
奕?的这些举动不仅显示了他的坚定立场，也为他在朝中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不久后，他还被任命为管理雍和宫事务的大臣，并补授阅兵大臣之职。
进入咸丰九年（1859年），奕?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先后被任命为内大臣和管宴大臣，显示出咸丰帝对他的信任和支持。
然而，好景不长，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英法联军在八里桥之战中击败清军，逼近北京。
咸丰帝惊慌失措，决定逃往热河避难，临行前将主持中外谈判、办理和局的重任交给了奕?。
此时的奕?面临的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局面。
一方面，清军在战场上的失败已经证明了军事抵抗的无力；另一方面，太平天国在南方的势力仍在不断扩大，内部的稳定问题同样迫在眉睫。
在这种情况下，奕?不得不重新评估自己的立场，逐渐倾向于求和。
他认识到，在“攘外必先安内”
的原则下，只有暂时妥协才能为清朝争取到宝贵的时间来应对国内的危机。
经过艰苦的谈判，奕?最终按照咸丰帝的旨意接受了英法联军提出的苛刻条件，包括释放被俘的巴夏礼等人，并签订了《天津条约》的批准书以及中英、中法《北京条约》。
此外，他还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进一步割让了大片领土。
虽然这些条约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但奕?的努力确实暂时缓解了外部压力，为清朝赢得了喘息之机。
在这次议和过程中，奕?展现出了高超的外交手腕和政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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