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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是代表时代潮流，出来实行改革的人。
要实行改革，自然要取得政权；要取得政权，自然要推翻前朝的皇帝；而因实行改革而推翻前朝的皇帝，在当时的人看起来，毋宁是天理人情上当然的事。
所以应天顺人（《易·鼎卦彖辞》：“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在当时也并不是一句门面话。
要大改革，第一步自然还是生计问题，王莽所实行的是：（一）改名天下的田为王田，这即是现在的宣布土地国有，和附着于土地的奴隶，都不准买卖，而举当时所有的土田，按照新章，举行公平的分配。
（二）立六筦之法，将大事业收归官营。
（三）立司市、泉府，以平衡物价，使消费者、生产者、交换者，都不吃亏。
收有职业的人的税，以供（甲）要生利而无资本的人，及（乙）有正当消费而一时周转不灵的人的借贷。
其详已见第五章。
他的办法，颇能综合儒法两家，兼顾到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方面，其规模可称阔大，思虑亦可谓周详。
但是徒法不能自行，要举行这种大改革，必须民众有相当的觉悟，且能作出相当的行动，专靠在上者的操刀代斫，是不行的。
因为真正为国为民的人，总只有少数，官僚阶级中的大多数人，其利害总是和人民相反的，非靠督责不行。
以中国之大，古代交通的不便，一个中央政府，督责之力本来有所不及；而况当大改革之际，普通官吏，对于法令，也未必能了解，而作弊的机会却特多；所以推行不易，而监督更难。
王莽当日所定的法令，有关实际的，怕没有一件能够真正推行，而达到目的，因此而生的流弊，则无一事不有，且无一事不厉害。
其余无关实际，徒资纷扰的，更不必说了。
王莽是个偏重立法的人，他又“锐思于制作”
，而把眼前的政务搁起。
尤其无谓的，是他的改革货币，麻烦而屡次改变，势不可行，把商业先破坏了。
新分配之法，未曾成立，旧交易之法，先已破坏，遂使生计界的秩序大乱，全国的人，无一个不受到影响。
王莽又是个拘泥理论、好求形式上的整齐的人。
他要把全国的政治区划，依据地理，重行厘定，以制定封建和郡县制度。
这固然是一种根本之图，然岂旦夕可致？遂至改革纷纭，名称屡变，吏弗能纪。
他又要大改官制，一时亦不能成功，而官吏因制度未定，皆不得禄，自然贪求更甚了。
对于域外，也是这么一套。
如更改封号及印章等，无关实际、徒失交涉的圆滑，加以措置失宜，匈奴、西域、西南夷，遂至背叛。
王莽对于西域，未曾用兵。
西南夷则连年征讨，骚扰殊甚。
对于匈奴，他更有一个分立许多小单于而发大兵深入穷追，把其不服的赶到丁令地方去的一个大计划（此乃欲将匈奴驱入今西伯利亚之地，而将漠北空出）。
这个计划，倒也是值得称赞的，然亦谈何容易？当时调兵运饷，牵动尤广，屯守连年，兵始终没有能够出，而内乱却已蔓延了。
莽末的内乱，是起于公元17年的。
今山东地方，先行吃紧。
湖北地方，亦有饥民屯聚。
剿办连年弗能定。
公元22年，藏匿在今当阳县绿林山中的兵，分出南阳和南郡（汉南阳郡，治宛，今河南南阳县。
南郡，治江陵，今湖北江陵县）。
入南阳的谓之新市兵，入南郡的谓之下江兵。
又有起于今随县的平林乡的，谓之平林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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